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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 所为何来

http://www.CRNTT.com   2010-01-20 10:07:21

三个子模式又各由四个支柱构成。国民经济的四大支柱是：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 　　民本政治的四大支柱是：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社稷体制的四大支柱是：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和单位，而非分层的市民会社，构成社会网格；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十二大支柱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潘维说，“拆毁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大厦都会陷入险境。” 　　潘维认为自己摆脱了西方理论框架而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语言和系统。“西方的两分法是‘democracy vs. autocracy’(民主对专制)，我加上‘meritocracy’(绩优制)，这个‘三’就打开了无数种可能，思想就‘解放’了。我们自古认为‘三生万物’。我之所以用‘民本政治’，就是觉得西方教科书名词概括不了中国的事情。” 　　此书的另一位作者、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写道，中国崛起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将加速一元现代性框架的式微，加速多元现代性框架的确立。“在多元秩序格局的世界里没有先验的‘普世价值’，任何制度与价值体系都必须在不同的社会土壤、不同历史条件下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时间的锤炼才能取得其特定时空下的正当性。” 　　破除“选举迷信”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中华体制与此次金融危机有关联吗？ 　　潘维：西方的金融危机不是我们研究“中国模式”的起因。这个危机的意义，今天下结论还嫌太早。然而，这个危机至少让我们减少了对西方金融模式的迷信，减少了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另外，我们的研究与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毫无关系，完全谈不上“回应”西方的“中国模式”热。我们开始设计这个项目时，西方还没什么人谈中国模式。再有，西方不存在什么“热捧”中国的事。西方对中国成功原因的理解总体上相当浅薄，主流认为不过是“专制加市场”。 　　《瞭望东方周刊》：你希望你的研究达到什么目的？ 　　潘维：第一，为了“破”。我们认为破除选举迷信是我国知识界和政界的紧迫任务。我们非常担心“选举迷信”在我国的流行。多党竞争型选举这个西方的“人民授权仪式”风靡了整个亚非拉，风靡了而今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行列的曾经的“第二世界”。我国没有东施效颦，顶住了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潮流”，中国共产党没有分裂，十三亿中国人民没有分裂，团结在一起，集中精力搞建设，不折腾，所以没停滞，没崩溃。 　　第二，为了“立”。我们都认识到，“破”不能取代“立”。我们当然看到了中国眼下存在的大量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说选举迷信不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那什么能解决问题？我给出的思路就是“中华体制”，我用十二个支柱构成的“中华体制”来解释成功，用背离“中华体制”来解释挫折和失败。我们这批人，对中国现有的根本体制有信心。 　　西方体制仍然有前途 　　《瞭望东方周刊》：从你乐观的中华体制出发，你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一些问题，比如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问题等等？ 　　潘维：中国眼下有很多大问题是事实。世界上的大国，永远会存在很多大问题。没有大问题就不叫大国。年轻人看眼下的问题，统统都是大问题，都是过不去的“坎”。“大问题”会跟着年龄变。考试得不了高分，那是中学生眼下最大的问题，但年龄大了，发现追不上心爱的人才是最大的问题——而那对于老年人又基本不是问题。有的问题能解决，有的问题解决不了，也不用解决，靠“熬”就过去了，问题自己就没了。比如夫妻吵架，那是“解决”不了的，熬到“老伴”的时候，问题就没了。 　　把所有的问题都懒惰地归结为“体制”问题，动不动就嚷着要“自杀”，是无知，是轻浮，是被忽悠的表现。知识界和新闻界有人动辄吵着要“自杀”，本身大概构成中国最大的问题。三十年间，当时还年轻的我们经历过好几个当时的“知识界”普遍认为不“自杀”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时执政的长者们说，别自杀，能解决——他们经历过更困难的局面。后来问题就解决了。今天的年轻人多半都没听说过那些当年的大难题了，比如交通和能源“瓶颈”，老干部退休制，国有金融体系要崩溃，国有企业全面严重亏损，等等。 　　二十年前，买不起彩电是大问题；十年前，买不起汽车是大问题；而今买不起房子是大问题——同美国人差不多的问题。我们进步得不慢啊。是问题就得解决，可我们解决问题比西方快，比如医疗体制改革，否定之否定，改了两轮了。苏联“自杀”了，至今还什么问题也没给前老百姓解决，从第一世界被甩到第三世界里去了。 　　我们这代人，三十年干得不错。在更早的三十年，我们这代人的父辈流血流汗给我们这代人打下了好基础。吃水的别忘了挖井的，一天到晚指责祖宗打下的基业，不是好品格。我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记住今天这些被说成“不改政治体制就解决不了”的问题(1988—1989年，针对经济改革的困境，很多人就这么说过)，十年后、三十年后再来回顾这判断正确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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