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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历史不是政治的奴仆

http://www.CRNTT.com   2015-01-03 08:24:29

可以说,我的青年时代,读书求知的机会是靠自我奋斗,在缝隙中获得的。读书欲望虽然强烈,却不存在学术上有多大造就的志向和幻想。后来几经折腾,试过几个学科专业,终于落脚到史学领域之时,我充满欢心和干劲,也由于缺乏坚固的学识基础而战战兢兢。我起初的落脚点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此时我已经转而专注于古代史,研究民国史并不是我的愿望。我在先辈的指点下被安排参加近代史史料编辑。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余逊先生过世,我被指定接替他在历史系的断代史教学工作,主要是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兼教中文等系一部分通史课程。那个年代的教师,尤其是中青年,多数人都只能随着政治运动的风向飘移,难得有宁静治学和独立思考的条件,业务长进有限,我自然也是如此。我在政治运动之余,把教学当作一小块“自留地”,愿尽心尽力耕作,一来为学生,二来也让自己获得一点教员的奉献感。我的要求不高,阻力却是很大,常被批评脱离政治,这使自己长期感到压抑。 　　一场“文革”,连同其序幕和余波,对我说来,损失时间又不止十年。从生理上说这是读书人最能拼搏出成果的十年,我失去了。等我在学术上重新上路时,自觉还略有余热可用,只是一刻也不容耽误。重新上路,从重新读书开始。旧史新读,有时能读出新义。学与思结合得紧一点,读书得间,能较快发现新问题,顺利进入研究过程。我秉持的理念,是求实创新。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我都不去考虑。我知道能拼搏的时日毕竟有限,必须量力而为,心无旁骛,“晚学”所以少成,“自知”所以知足。至于“学有所守”,是想避免曲学和滥作,守住科学良心,这是我的愿望。 成果撷英：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 　　田余庆的主要学术成就在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研究方面。他治学严谨精密,视野开阔,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强调传统史料考证与科学分析的细致结合，特别注重揭示纷纭史实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意义。他能在翔实考证的基础上，以小见大，提出独到的史学见解，从而勾勒出一代政治变迁的重大线索，把握其关键，解决一些比较重大的历史问题。所着论文多创新之见，发人之所未发。其力作《东晋门阀政治》一书，通过对东晋王、马关系形成的复杂过程，郗鉴的独特作用，诸士族门阀的发展和彼此替代，北府兵始末，流民问题，诸桓与司马皇权的关系，太原王氏的政治作用、代表次等士族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升沉等关键问题的考析，对中国中古士族政治的内涵和演变提出了系统的论证和新解，其分析方法和结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学术风格与独到史识，受到了高度评价。 　　《东晋门阀政治》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来，虽不曾洛阳纸贵，但史学圈内的评价却持续走高，该书不但是每个中古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作，甚至不无超越专业之外的影响，这在学术研究日益象牙塔化的当下，实属罕见。先生将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视为“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的观点也早已深入人心。在田先生看来，并无充分史料证明中国曾出现过西方式的“贵族政治”，即使是东晋门阀政治，也并未真正偏离皇权政治传统，“专制皇权可能一时式微，可能一时旁落，但是不能须臾缺失”。 　　门阀一语在国史上并不罕见，但对于“门阀政治”一词的运用与定义，则是田先生的重要创见，并构成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核心概念，体现出他对士族与皇权关系的独特思考。田先生在论述中极其注意严格界定门阀政治的概念，他在1991年的再版题记中还特别提及：“初版中提到门阀政治即士族政治，这个提法易生歧义，第二版中删去了”，亦可见作者对于这一概念的反覆斟酌，并试图与学界通行的士族政治一词相区分。田先生所谓的门阀政治，指的是：“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这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其核心的要素有二，一是门阀政治的表象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即所谓的“共天下”；其次，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因而不可能长期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 　　在中国古代，宗族群体早于专制皇权而存在，古老的宗法制度就是以宗族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宗族在对土地和对劳动者的封建占有条件下迅速发展，则是专制皇权出现以后的事。西晋的荫客制度和东晋的给客制度，可以说是对宗族的这种特权正式予以法律承认。专制皇权毕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要保护自己的存在，所以在承认中还包含着数量上的限制，虽然数量限制在以后的年代总是不断地放宽。皇权与宗族，两者关系中相冲突的一面逐渐缓和，相依存的一面则日益显露。尽管如此，缓和总不是冲突的完全消除，依存也非两者的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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