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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灵敏：中国如何才能不当“被告”

http://www.CRNTT.com   2014-12-11 10:29:31

首先是国际关注度的问题。美国的话语权之所以强势，是因为它每每能对一些全世界关注的问题，提供看法和解决方案。中国知识界对外面的世界还很不了解，无法起到设置议程、提供解决方案的作用。由于中国国内问题成堆，普通老百姓固然无暇关心外国的事情，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能持续关注中国大陆之外事情的人也不多。关心的人，也基本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知识来了解，而更多是为了支持自己在国内问题上的某个观点。 　 比如前一段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消失了40多天，很多评论员和知名“博主”绘影绘形地推测，朝鲜发生政变或金正恩被推翻等情节，宛如亲眼所见。这些人大多是民主的超级粉丝，不能容忍朝鲜体制长期存在于世界上，于是将朝鲜体制应否延续和能否延续的问题搞混了，最后闹了大笑话。香港问题也是如此。反对的人很多是从经济关系和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的，不能容忍香港反对派“犯上作乱”。支持的人则要么因为讨厌中共，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要么从理念出发，认为只要是为了追求民主怎么做都行。可以肯定，这些人中的99%，之前根本就没有关注过香港问题，很多人至今也说不清这场争端的来龙去脉和关键所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言之凿凿。 　 这样一种从心中的理念而不是事实出发去判断国际问题、用国际问题为国内问题服务的心态，是中国知识界的普遍现象。今天，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是如此之深，但对世界的了解却如此之少，举凡国际问题，往往被阴谋论、极端民族主义和泛滥的民主情结所绑架。这样的认识水平，往往连事实都搞不清楚，更遑论主导议题和提供解决方案了。 学术没有独立 　 其次，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低下，无法为国际话语权建设提供理论支持，这种现象与畸形的学术管理和评价体制有关。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国际话语权上气势如虹，“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失败国家论”、“软实力论”等，让非西方国家完全无还手之力。这些话语和概念，无不来自于美国政治学界。反观中国，学术界高度行政化，学术评价标准由行政官员确定，学者的生活围绕着课题、项目、一年发多少文章等进行，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深入独立的思考。 　 另外，意识形态始终是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紧箍咒，近年来，这一紧箍咒还有越戴越紧之势。社科院院长关于“敌对势力”和“阶级斗争”的表态，《辽宁日报》记者对全国高校的暗访，和对教师“不要抹黑中国”的劝告，都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在这样的氛围下谈理论创新，根本是缘木求鱼。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最近出版了《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一书，认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正确顺序，依次是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和民主，并认为中国的顺序是正确的。这本书在世界范围受到了高度的评价，但没有人认为福山是有意在为中国说好话。如果这一结论是由北大某教授提出的，可想而知不但不会引起重视，反而会被认为是不要脸的“五毛”。福山之所以能摆脱嫌疑，是因为美国学术界一贯是独立的；他在书中也毫不客气地认为，美国目前正处于“政治衰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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