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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忆:清华批斗王光美始末 | |
http://www.CRNTT.com 2013-05-25 10:30:04 |
为毛泽东提供“弹药”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个同学。一个是刘才堂,一个是刘泉,还有一个是沈台平。他们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会堂。晚上7点不到吧,我们就坐清华的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来知道那是河北厅。我们坐下来有一刻钟,周恩来就到了,还带着两个人。见面后大家握手,周恩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讲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说,哪敢呢,我向首长们汇报。总理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7点多讲到10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时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一两天了。现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他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中央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现在看,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因为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他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没几天,8月5号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这其实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我自己体会,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来的汇报,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创建清华井冈山 8月4号晚上,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实际是中央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当时参加中央全会的那些中央委员,除了几个去北大的,其余的都到清华来了。周恩来在那个会上,宣布为我平反。他说:对蒯大富同学,还有刘泉同学,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蒯大富”后来怎么那么出名呢,就因为是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这就出了大名了。 不过,我当时已经让工作组批得太臭了,虽然周总理给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学校其实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后来我想成立组织、拉队伍非常困难,因为没人敢跟我干,也没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因此,平反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外校的学生来往比较多些。这就要说到“三司”了,其实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么司令。因为一司、二司都已经成立了,后来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就说要成立三司。三司1966年9月6号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帮当时各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一派,是当时的少数派。三司成立的时候,我们清华井冈山还没有成立,它也没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这和它的主体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关。中央文革让我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从9月17号到20号吧,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接见我们,召开所谓“少数派座谈会”,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注2中央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9月23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院来了几百人,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进入10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当时开这个誓师大会,并没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紧跟形势,关键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对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组压迫群众,我们这派都是被工作组压迫的少数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大会筹备的时候,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等都发出了邀请。注3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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