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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六十年来中朝关系

http://www.CRNTT.com   2013-02-23 09:24:41

2、朝鲜战后重建出现严重问题，金日成为了清除异己不惜开罪毛泽东 　　尽管有中苏的大力援助，朝鲜的战后重建进展飞快，但是仍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1）、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据苏联使馆观察，除了配给的每天600-800克食品，工人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当时朝鲜普通工人平均月工资只1500朝元，但一米棉布要300朝元，一条领带要300-500朝元。（2）1955年，由于朝鲜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农业投入不足、取缔粮食买卖等措施，造成了粮荒，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强制征收及禁售粮食还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政府传单和农民抗粮抗税的情况，为此，中国在1954和1955年分别提供的13万吨和15万吨粮食帮其渡过了难关。（3）侵占、盗窃、挥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十分严重，这类案件占当年刑事案件的70%。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挥霍的资产就有40亿朝元，而同期拨款给国家机关的全部开销是30亿朝元。……正是这些问题引起了朝鲜劳动党内其他领导人的不满，一些干部开始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朝鲜党所犯的错误，这使金日成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为了稳固地位，金日成开始逐步清洗对其有异议的党内其他领导者，特别是“在中国待过的”（即所谓的“延安派”）。在1955年4月的劳动党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金日成激烈批评延安派的朴一禹、金雄、方虎山等人，指责他们搞宗派主义小集团。同时，他将粮食危机归罪于主管经济工作的朴昌玉（莫斯科派）和金一（游击队派），要他们为此承担责任。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风潮四起，劳动党内对金日成的批评也日甚一日，针对这种情况，金日成在1956年8月指责反对派人物已经形成了“反党集团”。随后，朝鲜内阁副首相尹公钦、职业总同盟(总工会)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等延安派领导（他们都是从中国回来的）感觉形势不对，便悄悄潜往中国。随后，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以“从事反党活动”为名开除了这四人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此即朝鲜所谓的“八月事件”。毛泽东对金日成的做法极为不满，直接指责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11月朝鲜为了抵消中国的影响，金日成更是提出请联合国出面调解朝鲜半岛问题的建议，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朝鲜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金日成要走铁托或纳吉的道路。为此，毛泽东派彭德怀赴朝“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尽管金日成迫于中方的压力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但其在执行时一直拖延不办，这致使中朝关系迅速转冷，主要表现在： 　　（1）、1956年9月朝鲜要求中国第二年额外给予5000万元的无偿援助，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2）在关于1957年贸易的谈判中，中国也没有满足朝鲜关于提供粮食的要求。朝鲜坚持要中国供应20万吨粮食，而中国只答应给9万吨，后经反覆谈判才同意提供15万吨。（3）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于6月初接待朝鲜代表团，其目的是前往学习中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并讨论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相关的问题。中国迟迟不予答覆，后来告知这次访问只能安排在7月进行。朝鲜领导人还不断向苏联人抱怨，与中国大使难得见面，也很难相处。 　　3、毛泽东为谋求国际共运领导权，开始向金日成妥协，并主动要求从朝鲜撤军 　　然而，中朝关系在195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转机，因为此段时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共在国际事务中作为亚洲革命的领导者也开始参与处理社会主义的欧洲问题，为了与苏共共享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毛泽东亟需朝鲜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毛泽东采取了三大措施以赢得金正日的支持： 　　（1）、开始支持金日成打压反对者。这一转变首先反映在对待流亡的延安派干部的态度上，1957年3月16日，吉林省委书记富振声在与移居长春的前平壤市委组织部长金忠植谈话时很不客气地说：“你从朝鲜来我国，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们曾经要求你回国，但是你坚决不愿意回去，我们只好把你留下来。”然后告诉他中国“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最后富根据中共中央的委托转告他，在中国期间要尽量避免与朝鲜人及中国朝鲜族人接触和通信，更不能谈论朝鲜的问题。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约见金日成，当面承认1956年中共犯了偏听偏信和干涉朝鲜内政的错误，并建议金日成赦免那些逃到中国的干部，然后接受他们回国。金日成表示“朝鲜已经不需要这些人了”，毛泽东则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人反对朝鲜。回国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动，进一步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中国使馆获得的一份劳动党内部讲话材料称：到1958年初，朝鲜“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国家反党的宗派分子”，进一步肃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金承化、徐辉、李弼奎等反党宗派分子的残余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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