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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背后

http://www.CRNTT.com   2012-07-16 15:40:57

延伸阅读：邓康延 回归常识    　　2012-07-10 09:12:04　新京报　作者：刘雅婧 　　对邓康延而言，对民国精神的守望，对教育的支持，也是对未来公民社会的期待。他说：“我就是想回到小学课本一样的常识。” 　　 邓康延，上世纪50年代生于西安，1977年考入西安矿院地质系。1982年开始写作，出版有各类著作及电视作品。1992年南下深圳，曾任职《深圳青年》策划总监、香港《凤凰周刊》主编。现为深圳越众影视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纪录片制作，作品有《寻找少校》《发现少校》《深圳民间记忆》《先生》等。 　　为了记录片的拍摄，邓康延2010年2月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 　　拍摄纪录片《寻找少校》和《发现少校》的六年时间里，邓康延多次去云南，在腾冲搜到几册民国小学国文课本，成为拍摄《先生》的契机。他好奇，“当时的教育之风如此，民国学生和先生都是什么样的呢？”于是，说干就干，酝酿近十年，筹备两年多，拍摄近一年，召集数十人组成四个团队，采访上百人耗资逾百万……纪录片《先生》的前十集，终于于近日出炉。 　　从《深圳青年》到《凤凰周刊》办杂志，再转行做纪录片，拍摄远征军抗战系列，深圳民间记忆系列，再到不久前的《老课本新阅读》和十集纪录片《先生》。作为50后生人，几十年对复杂社会历史的亲验与观察，最终变成一个简单的行动纲领：如何讲述，如何启发，如何坚持。对邓康延而言，对民国精神的守望，对教育的支持，也是对未来公民社会的期待。他说：“我就是想回到小学课本一样的常识。” 关于《先生》 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 　　《先生》第一个十集的背后，是他所理解的先生和大学，其中，既有“南渡派”也有“北归派”。蔡元培和胡适的北大、马相伯的复旦、张伯苓的南开、梅贻琦的清华、竺可桢的浙大，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的平民乡村教育、以及陈寅恪的学术风范……由学者作家傅国涌、余世存、张冠生、熊培云等为纪录片写文本、做顾问。胡适一集和张伯苓、蔡元培两集托付给导演高小龙和高群书，陈寅恪则由纪录片导演王韧主导……所有的候选对象，都有文化人的正能量，不可替代，开风气之先。接下来的第二辑里，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傅斯年、钱穆、司徒雷登一一列入候选。 　　其中，他最爱胡适，拍胡适时好似听先生在上课，“有些道理我不认同又没办法不佩服”，胡适认为包容比自由更重要，所谓民国期间的文化就是互相对垒中取长补短，达到新的融汇，这样才会有相对合理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出现。邓康延最终敲定的先生形象是一袭长袍背影，清瘦矍铄，眺望着远方。他的片头词：“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 50后是非观 这种沧桑一定会落到你的生命里 　　在《发现少校》里有个镜头，腾冲九千多阵亡将士的墓碑卑微地罗列成排。一旁的馆长介绍，很多人的骨灰都混在一块，想到那些默默死去的十八九岁的军人，拍摄中的他们泪湿了。“你无法不还他们一个真相”，邓康延说，如果糊弄历史，未来就会报复你陷阱。 　　这些年，他看过无数人的历史。当时下的人们认为社会中坚的50后与诸多时代问题相关，且“非黑即白”的解释系统非常可疑。他说：“每一代人都没办法去代替另一代人，骨子里的东西没法改变，就像没有皱纹的老奶奶是很可怕的，这种沧桑一定会落到你的生命里。”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每一辈人都形成特定世界观，更年轻的一代看到的世界充斥着有毒大米和地沟油，非常可疑，所以他们消解崇高。而他们50后，因过去的耳闻目睹和经受的苦难，对非黑即白的事情更敏感。而非黑即白在追寻历史真相时，也是一种可贵动力。 　　有一回，自己与杨锦麟对饮，聊到下乡时俩人抱头落泪，杨曾经恨过那个让他带病下地的生产队老队长。很多年后，老队长临死时，带着懊悔念着他的名字，他哭了，这是两个人也是两代人的和解。他们不是无悔青春，其实很悔，想多看几本书，不甘心青春耗在这样政治混乱的时代里，但这经历又成为他们的钙质。最近播映的《知青》代表了50后的一种返甜情结，“现在分布在体制内外各个中坚的50后，多是一批上了大学的老三届知青，都曾经天真热诚。”而自己和杨锦麟这样的人是那个时代的批判者。有好友说他偏激，可又认为他活得更率真。“当人们已经怀疑了原来信奉的主义，又找不到新的来支撑，就很可能以物欲和权力作为支撑。”他信奉那句简单的话，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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