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

郑永年：地缘政治大转移和中国外交

http://www.CRNTT.com   2012-02-14 09:18:45

安全问题回归传统定义 　　但也很显然，这种观念的改变对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一般国际关系而言，这种变化促使国际关系的主题回到了传统安全问题，主权国家因此再次成为聚焦点。这里至少包含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传统安全问题例如伊朗和朝鲜的核扩散问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如果忽视了这些主权国家所从事的安全活动，那么这个世界（西方）将是不安全的。第二，因为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尤其是恐怖主义）而带来的不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强化主权国家的能力来应付。不难理解，这种认知在深刻影响着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战略调整。伊朗和朝鲜问题会随时被提到西方的议事日程上来。 　　对中国来说，这种认知使得美国再次倾向于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美国“重回亚洲”策略比较容易些。在短短几年里，美国很快明确了“重回亚洲”的政策内容（当然，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实施下去，则另当别论），那就是围绕着南中国海问题的军事战略调整，和围绕着TPP的经济战略调整。 　　美国以南中国海问题为核心的军事战略有其历史的延续性，也有比较新的内容。人们观察到，在小布什当政的早期，美国也曾经试图建立亚洲版“小北约”，即加强美国和亚洲区域内部同盟的战略关系。现在有人说，在反恐时期美国忽视了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这并不准确。实际上，即使是在反恐时期，美国也在巩固和其传统盟友例如日本、澳大利亚等之间的战略关系，基本上完成了所谓的亚洲版“小北约”的构架。不过，自从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的政策目标之后，这种战略越来越明确了，也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内容。 　　针对南中国海问题，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战略动作。第一，和越南、菲律宾等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合作；第二，扩大和澳洲的联盟关系，尤其是在澳洲的变相“驻军”；第三，试图建立新联盟，如印度。（当然，印度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很难成为像日本那样的完全同盟国，除非印度面临自己难以消化来自中国的国际压力。）第四，努力改善传统上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的关系，例如缅甸。 　　应当意识到，美国这样做并非其一厢情愿，而是具有来自亚洲的很大“需求”，就是说亚洲国家要求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卷入。这种需求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亚洲国家相信，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来解决亚洲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第二，这种需求也来自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和担忧。在前一方面，亚洲国家并不见得一定要排斥中国，而是因为在各个方面，中国还没有显示出有能力应付和解决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以朝鲜问题为核心的东北亚局势，和南中国海海上航行安全问题。美国是一个行动导向的国家，有时候做正确的事情，有时候做错误的事情，有时候做成功的事情，有时候做失败的事情，但不管怎样，美国的行动是可预期的。对多数亚洲国家来说，美国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强权。中国尽管正在崛起，但在国际事务上，还没有经历足够的考验。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也尽力显示其是一个负责的国家，但还没有能力来承担责任，解决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亚洲国家自然倾向于选择美国。 　　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担忧和不确定性是个老问题，也比较容易理解。除了日本，亚洲国家都较中国“弱小”（主要是认知上的）。小国家本来就惧怕单独面对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尤其是那些和中国有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国家，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领土（海）上的。这些国家既然不愿单独面对中国，那么就要么抱团面对中国，要不就邀请其他大国来应付中国。即使是日本，这方面的担忧也是很显然的。当然，不管什么原因，邀请美国的卷入是有成本的。但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这些国家也愿意以各种方式为美国承担费用，也就是自愿被美国“征税”。 　　美国“重返亚洲”的经济战略则是以TPP为中心的。TPP本身并非为美国创始，但一旦美国卷入，开始主导TPP，其性质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TPP本身是一个新的尝试，一旦实现，参与国家的很多方面的“经济主权”势必遭到削弱。现在人们还不知道，想参与其中的一些较穷的国家例如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如何消化TPP的压力，因为它们和美国经济水平相差实在太大。即使是日本这样发达的经济体，也不见得能够消化。对一些国家来说，参与TPP的谈判，其政治战略理性要大于经济理性，甚至是为了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也就是应付中国的考量。尽管人们不知道TPP最终如何实现，但在中国看来，其发展趋势类似于冷战期间西方所实施的“战略性贸易”（strategic trade）。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