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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苏联解体20年祭

http://www.CRNTT.com   2011-12-28 09:16:33

压制毁掉了真正的“理想主义”  　　俄国学者们强调，在这种与朝鲜“先军政治”类似的“国防意识高于一切”的概念下，国家强大是以个体作为整体的殉道者为前提的，在钳制和驯服的状态下“造成了人民政权的错觉”。因为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它的高度集权的“强迫”动员性社会是以压制性的恐惧政策和舆论统治作后盾的，它具体表现在社会单位化、单位国家化、国家政治化，社会只不过是苏共政权附属物，是没有任何主观能动性的被动的客体。戈尔巴乔夫把这种“国家控制、国家所有、国家干预达到无所不及的地步，几乎每一步都需要国家官员批准”的整齐划一的“官方国民性”称作典型的“苏联生活方式”。在这个国度里，所有的个体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苏联1940年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中甚至对“个人”的词条下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群众，群众的解放是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个体的“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架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32页）。   　　这种社会模式必然会造成了四个后果：   　　第一，它与理想背离，但又需要借助理想的号召力进行社会动员和欺骗，必然会导致理想模式的“空心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特殊的宗教”，这就造成了它的虚伪性。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很快就发生了“理想主义蜕变”，与它所许诺的目标模式毫无共同之处，正如圣西门批评雅各宾专政时所说的，在争取自由平等的伟大目标下，产生了一种新的奴役形式，一个新的“黑白颠倒世界”。虽然1936年苏联宪法宣布：“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铲除”（《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84页），阶级结构已经根本改观，作为苏联社会结构的核心的“两阶一层”都是“人民的范畴”，但实际上来自国家的剥削超过了1861年以前的农奴制时期，全体苏联人都处在变相的“普遍农奴制”状态。   　　1938年苏联实行“劳动登记册”制度，复活了沙皇时代就已经废除的农奴制特征“连环保”，所以苏联坊间里把联共（布）称为“第二次农奴制”，（联共（布）的俄语缩写“ВКП”与“第二次农奴制”的俄文缩写“ВКП”恰好是相同的）。自从斯大林提出“靠内部积累发展国家的工业”以后，整个苏联时期的积累率都保持在26%-40%的高水平，靠从民间汲取发展国家是当时的发展战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居民的总纳税额增加了2.3倍，1929年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所谓富农纳税额是集体农庄庄员的17倍，而从1929-1938年的10年间物价上涨了近6倍，远远大于沙俄时代。苏联为了负担欧洲规模最大、开支最多的常备军，就需要不断地消耗国家的财力，从农民身上抽取资金，甚至牺牲农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集体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缩减了30.9%，在伏尔加河流域人口减少了23%，在乌克兰自然减员20.5%，在北高加索减少了20.4%，而1933年运往国外1800万公担谷物，如果停止粮食出口就可以避免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就可以有700万人的性命存活下来，但是斯大林拒绝这样做。他认为，政权与民众的关系不是“政权依靠人民，而是人民依附政权”。为了国家的强大，必须要以一代人作为代价。  　　这一模式是以强制作为后盾的，它用恐惧社会的压制性和舆论统治来震慑社会、规范人们的行为、控制人们的思想。正如帕斯捷尔纳柯在《日瓦戈医生》中所说的，这种体制“教育人们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断”，只要求服从。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我们虽然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主要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官僚集团的上层排除了在协商基础上解决社会矛盾，当时苏联提出的口号是“既然进行阶级斗争，那就需要恐怖，既然阶级斗争会加剧，恐怖自然也会加剧，一天不搞恐怖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就会灭亡”（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257页）。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选举100%的人都无条件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阶级敌人的队伍却在不断扩大，据苏联内务部统计，从1921-1954年仅记录在案的被判处“反革命”罪的罪犯就达约380万人（塔斯社1992年1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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