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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冷的《中华民国史》

http://www.CRNTT.com   2011-11-10 14:44:20  


 
颠覆性观点并不颠覆

  《中华民国史》出版后,民间认为很多事件和人物具有“颠覆性”观点。

  比如书中承认国民党是当时的合法政权。其在抗战正面战场的作为在篇幅上大于敌后战场。从《中华民国史》第9卷(1937-1941)的目录来看,第二章《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第四章《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和第六章《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除个别小节穿插了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战事外,用了约140页篇幅讲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

  专门讲述敌后战场的除了第七章《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39页篇幅外,在第二章中有20余页篇幅的专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进与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吴景平说,在这本书中,他们对地方势力在抗日上给予了正面评价。“在平时大家提起地方势力,想起的都是割据啊,军阀啊。”吴景平说,但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些地方势力在抵御外敌时,大多听从国民政府的指挥。

  而对一直在中小学教科书中被描绘成“刽子手”的“军统”,学者们在他们打击汉奸、收集情报方面的工作,也给予了正面评价。

  “许多读者看到这套书后会觉得跟他们以前了解的历史有差距,有许多‘颠覆性’观点,跟传统论述不一致。”金以林说,实际上,并不是这套书颠覆了很多观点,而是它吸收了这二三十年学界研究的成果。

  民间之所以觉得书中颠覆性观点颇多,那是因为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有时间差,特别是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相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讲,教学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学生了解历史。相对于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带有一定的政治教育意义。

  金以林举例,比如说“军统”,传统观点就是认为这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特务机构。对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特别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军统”主要工作就是打击中共和社会进步力量。但是,军统在抗战期间打击汉奸,搜集情况包括建立中美合作所,交换远东军事情报等,也作了许多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事。但我们往往一谈到中美合作所,想到就是重庆渣滓洞。这正好说明民国史研究还很不足,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在目前信息爆炸的时代,在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要关注到学术普及工作。

全套民国史台湾遇冷

  缺憾并不是没有。

  编写者们最遗憾的就是,这套书只涉及了传统的政治、军事、民主这些主流问题,而对社会、文化甚至经济的研究则基本没有涉及。但更让编写者们失落的是,相比其1981年的第一卷出版时台湾的激烈反应,这一次全套的《中华民国史》台湾并不买账。

  2011年,《中华民国史》在台湾顺利出版,金以林接到了台湾记者的电话。记者在电话中开口质问:“我们中华民国还在呢,你们就给我们写历史了,这是否违背‘九二共识’,怎么解释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金以林只好三番五次地解释说,这是民间修史,并不是官方行为。

  实际上,这套书在台湾公众反应平淡,学界连一篇讨论文章也看不到。在大陆学者看来,这并不是台湾学者不关注这套书的出版。

  “主要是在这套书的最后一句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中华民国的结束’。”吴景平说,这句话最后是谁加上去的,怎么通过讨论的,他们并不清楚。但台湾学者非常介意这句话,基本都向他表示过不满。在他看来,台湾学者不愿意参加讨论,正是因为这句话的原因。因为一旦要进行讨论,就意味着承认这套书,因此,台湾学者即使读过,也不愿意着文讨论。

  “最后一句留了这么一个尾巴,毕竟太官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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