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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昭：民意“干扰”司法的中国悖论

http://www.CRNTT.com   2011-09-23 09:02:35

尤其是2008年以来，新一轮司法改革体现出鲜明的“群众路线”方针，进而改变了之前司法改革中由法院改革所日渐凸显的审判独立、法官独立所带来的司法现代性趋向。 　　说到底，司法独立、法律权威等价值要素之所以在中国很难生长，是因为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未能与之配套，并由此陷入了目前的司法困境。要想改变这一点，除却制度变迁之外别无他法。然而，这在中国至少目前是不现实的（执政高层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还没有达成共识，不敢轻易冒这个政治风险）。 　 　　在中国特色的司法体系下，执行者以及审判者的裁量权，以及规范创制功能是很容易膨胀的，这就为权力的干预和司法腐败提供了空间。这也正是中国司法不独立，进而不被信任的根源所在。 民意“干扰”倒逼司法公正独立 　　基于此，在中国现阶段，盲目强调司法不受舆论等外力监督和干预，是不恰当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前文一直强调的，中国的司法还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甚至，民意的“干扰”或可使中国的司法更彰显公平正义之价值。这不仅可以降低司法腐败的发生概率，还可以促使在司法领域中，逐渐形成“自觉遵守司法正义”的常态文化。司法公正的氛围，进而影响社会风气的改变，或可带来挽救中国社会道德滑坡危局的副产品（民间普遍认为司法不公是目前社会道德滑坡的根源）。 　　考察目前的实践，用民意或者舆论监督来限制法律实施中的裁量权，对司法权力加以约束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这可以从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5月份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侧面印证。他指出，当前无论是司法还是行政执法，常常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一旦出现问题，总是把责任归咎于“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有关监管规定存在空白”等，很少从行政执法或者司法自身去找原因；实际上是司法“不作为”以及“乱作为”，使得法律没有权威和尊严。的确，如果法律权威可以为社会公众所信服，就不会出现独具中国特色的维权救济现象——信“访”不信“法”，这给中国大陆增加的维稳成本，早已成为各方诟病的焦点。 　　撇开意识形态的偏见，必须承认，面对“越维越不稳”的现状，执政高层开始希望法律起到真正的疏导作用。然而，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往往使中央层都捉襟见肘，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社会的力量以提供动力和支持。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大多数情况下的变革往往是下层的创制革新，因上层的介入或追认而成功。 　　无论是呼吁给小贩夏俊峰活路，还是判李昌奎死刑，都是这个社会正常的心态，它反映的是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可以说，民众对于政府的失望，对于司法独立的失望，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失望，正是法官“痛苦”于专业审判常不被信任的根源。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王磊教授所说：“一桩人命关天的案件，应该经得起网民的常识和常理的检验。”近期的翻案风潮就说明，一个不独立的司法体制，给了民众以提出翻案、质疑法律裁判的空间。某种程度上，这种民意的“干扰”反而起到了倒逼司法公正独立的作用。 　　通过媒体和网络反映民意，对有关部门进行监督，是公众的权力。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媒体和民意的界限应该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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