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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互为镜像的两千年

http://www.CRNTT.com   2011-03-17 14:01:04

事实上，在学术、文化领域，近代以来，日本乃是中国与西方接触的中转站。当时诸多新词语，固然在中文中早有词源，但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词，皆经由日文重新引入回中国。政治、法律各方面的新学，许多都由日语译本转译而来。从所谓“翻译的现代性”来说，日本／日语是不可忽视的、国人理解“西学”的中介。罗厚立在《通过日本认识西方的梁启超》一文中引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中言：“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罗文也提到当时围绕“倭学”（日本学）的争论。在文化守成派那里，那些“游学日本”的年轻人“舍吾学而学倭学”，实乃舍本，但这也的确是当时的一个趋向。晚清以降的许多报刊广告，介绍的都是日本的政法学校。 　　既“恨”又“敬”的对日情绪 　　当然，当日本侵华日益肆虐，民族大义容不得丝毫含糊。在这一点上，梁启超提供了铮然鲜明的立场。他抛却日本人数次营救他的个人之“恩”，明确表示：“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1936年，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鲁迅也指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 《且介亭杂文附集》 ) 　　但有识之士自然不会轻视日本这一民族值得学习的地方。这里仍以鲁迅为例。在《“日本研究”之外》一文中，鲁迅针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排日风潮，指出:“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 《集外集拾遗补编》 ）鲁迅在此强调的，是日本人的研究精神。在与儿岛亨的谈话中，鲁迅也说，“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到日本去留学，学习各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有一点是中国人所缺少而必须向日本人民学习的，就是日本人民的认真精神，正直，勤劳的品德。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学不可的。”（儿岛亨《未被了解的鲁迅》，《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1928年，戴季陶出版《日本论》。此书的第1节题为《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必要》。戴季陶指出，去日本的留学生差不多有10万人，然则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的《日本国志》，对日本的研究乏善可陈。与此相比，则是日本研究中国的书籍，分类为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等，有几千种，每月杂志上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都有几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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