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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兴经济”身份争论的喜与忧 | |
http://www.CRNTT.com 2011-02-09 08:31:57 |
中国被要求承担“过度责任” 文章称,另一方面,中国又承担了与权益不相匹配的“过度责任”,从顺差责任到汇率责任,再到碳排放责任,西方开始频频抛出了“中国责任论”。随着近20年来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展开,全球分工中“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收入国家消费”的格局也自然造就了发展中国家要为全球低端制造环节中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埋单。发达国家凭借技术、标准和软件的垄断,占据价值链的制高点,而将高排放量的产业或是产业的低端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碳转移的最大阵地。有关数据说明,中国每年仅这种产业转移造成的碳转移高达12亿吨,占中国目前碳排放总量的近20%。中国承担了全球减排的大部分责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利益补偿,反而被发达国家制造的种种“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所包围。 关于未来全球危机的出路,更不能用美式霸权主义,控制了汇率的决定权和国际流动性的供给权的同时,又将矛头指向国际贸易收支失衡,用逼迫人民币升值、碳关税、贸易壁垒来“纠正全球经济失衡”,让中国为个别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形、监管治理的缺失等自身种下的祸根埋单。 中国还将经历成长考验 文章指出,在这场全球秩序的重构中,变化中的中国,如何看待、定位自己的国际形象?如何选择对世界的责任方式?必须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更清醒的认识。从整个全球现代化进程来看,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这是全球现代化进程历史比较的结论,一时经济总量的变化,改变不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现状。中国的大国责任与角色定位,应该建立在这一客观事实基础之上,中国经济社会中仍有诸多失衡的因素,人均收入较低、资源匮乏、农业和贫困人口比重大、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社会发展仍处于现代化中期、公共福利事业有待发展和完善、国际核心竞争力不强等等,都决定了中国还将经历巨大的成长考验。 从全球结构调整的角度看,尽管我们已经在调结构方面开始起步,要着力扩大内需市场,压缩过剩生产能力和争取新兴产业市场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很可能要经历外需停滞不前而内需尚未培育成熟的转型阵痛。 在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尽管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投票权有所提高,但是重建国际金融格局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依然极其艰难,而美国一系列政策调整又以危机成本转嫁的方式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应该讲,中国的“富裕”只是与历史纵向相比的结果,中国的强大仍然局限于局部。实力渐强的中国需要更多地履行一个大国的国际义务,但是,履行义务不能超出中国的合理承受范围,更不能以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为前提。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中国应坚持“责任与利益对等”的原则,未来中国如何在新的全球治理框架中取得发展权与主导权之间的平衡将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成长中的中国,规模和总量越大面临的内外矛盾越多,治理起来更复杂,但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国家盈利模式的重大转型期和阵痛期,中国的经济增长要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这比规模超越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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