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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才的夭折 沈元离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法制不健全、不严格，公民的民主权利没有可靠的保障，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温床。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其本性，要求它的上层建筑具有高度的民主性。但是我们现有的政治理论、国家制度、领导方法尚未能体现这种要求。这种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而日益显露，并表现为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  　　为了消除“三害”，发挥全民的积极性，单有党的整风是不够的，必须在这基础上大刀阔斧地进行上层建筑的改革和建设。  　　大字报的作者是哲学系一年级学生叶于泩，后来他被打成“极右派”。他主张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在今天看来，不失为提倡改革的先锋。  　　 提倡改革的先锋，决不止叶于泩一人。中文系三年级的王国乡，也在大字报中说：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革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自由和民主。  　　民主，不能是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国尚未颁布刑法、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领导者的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个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权和人格独立—— 这就是我们的斗争的目的。ii 　　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了一年多，有人就看出毛病来了。在北大的大字报运动中，发出改革呼吁的，不是一两个人。毛泽东把一九五七年的形势说成“黑云压城城欲摧”。这是将改革的“朝霞”错当压城的“黑云”。主张改革的人们，被打成“右派”，而反对改革的人们却是“左派”。一九五七年以后，“左”和“右”在中国完全搞颠倒了。本来，主张变革现状，态度进取的，是“左派”；主张维护现状，态度保守的，是“右派”。从此开始，维护现存制度的叫“左派”，推动变革现状的叫“右派”，一直颠倒到如今。思想僵化，反对改革的如邓力群之流，叫做“老左”；思想自由化，力图革新的人们却被称之为“老右”。  　　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不得不重提改革，已经丧失了二十多年的宝贵时光。  　　倡导改革的“总设计师”，竟是当年反右派运动的前线总指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镇压右派的人，又继承了右派的遗志。历史强迫他做本来不情愿做的事情，当然，做起来一定很别扭。iii 　　五十年代的大字报是新鲜事。北京人都跑到北大来看大字报，校园里非常热闹，有人说： “北大简直像东安市场！”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七六年的揭批“四人帮”。“到北大看大字报”成为北京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目，各种车辆从北大南校门一直排到白石桥，绵延几公里，每天多达几万人。  　　来北大看大字报的，有我的朋友。他们总要问：“北大党委对形势怎么看？”我说： “党委没有反对，那就是默认。”我在无锡工作的同事虞耀麟，当时在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他听我这么一说，回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所在地的海运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结果被打成右派。毛泽东曾赞扬大字报是“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但各单位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成了“右派”。  　　大字报铺天盖地，多得来不及看，有的贴出不到一天就被新的大字报盖上了。为了便于保存，张元勋等人发起创办一个刊物，名《广场》（实际上是大字报选），只出了一期。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们，大多聚集在《广场》周围，叫做“广场派”。“广场派”的活跃分子又成立了一个“百花学社”，“百花学社”的组织原则是“既无领导又无被领导”。 “广场派”将五月十九日开始的大字报运动称作“五一九运动”，自称“五一九战士”，认为“五一九运动”的性质是“新时代的民主运动”。哲学系龙英华的大字报中说：“五一九运动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五四启蒙运动是解决阶级斗争的任务，五一九启蒙运动是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的新型思想运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的提法。龙英华是共产党员，故得知党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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