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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与中国文化自觉

http://www.CRNTT.com   2010-11-02 13:31:38

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正面报道了费孝通重访江村的主要观点：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转眼间，费孝通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 　　 　　这一指责使费失去了关注开弦弓的机会，直到的1981年。在此期间，费没发表过任何学术作品。邱泽奇说，费从不愿意向外人提及“文革”的遭遇，在一封家书里，费说，自己只能通过家书让自己的学术能力不至于荒废。就像老人通过晨练避免自己的腿脚不至于颓废一样。 “乡村工业”之争 　　乡村工业被认为是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开弦弓村一位老板到上海谈生意，上海人赶到车站迎接，农村人从来没有受到城里人这样的礼遇。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村里人说起的这些情况让他惊奇。 　　费发现：30年代见到的养羊和养兔，已经成为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家庭副业加起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但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我参观了一个生产队，10多家，挤在三个大门内，在30年代这里只住了三家人。  　　费看到了工业和副业的重要区分，认为在农业经济的新结构中，发展前途最大的还是工业。费在学术界第一次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苏南有些地区农村用在工业上的劳动力已超过了用在农业上的劳动力。这样的社区称为农村显然不太适合了。 　　 　　邱泽奇说，费孝通在经历半个世纪后，看到了自己的目标即将在农民手中实现，他提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就在“工业下乡”。 　　 　　费发现：5年前，回家带回来的都是无法“转”上去的状子，而现在却是要原料、要市场、要工厂的申请。费的讨论开始沿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向延伸：社队企业向乡镇企业的转变；与农村工业化相伴随的城镇化问题。 　　此时，费的乡村工业的观点引发激烈交锋：乡村工业被指责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就此问题，当时主管工业的副总理曾责令国家有关部门专门调查，同样的问题甚至被提到全国人大上争论。 　　 　　费认为，苏南出现的这些“新人新事绝非”是一种偶然。他这样解释理由：“西欧工业的发达，一股出自城市侵入农村的力量把农村作为工厂的猎地，农民变成工业发展的猎物。而中国的农民却发自一股自身内在的动力，驱使他们去接受工业。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早期的老框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 　　 　　在随后的九访江村中，费发现：小小的庙港镇上，一次来了100台电视机，每台售价430元，不到半天抢购一空。开弦弓村门前垒起砖瓦准备盖楼的不下60户。 　　 　　邱泽奇说，费孝通不相信，这样的解释能消除那些崇拜西方工业化道路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人对乡镇企业的误解。费沿用了他的老方法———摆事实、算细账：1991年，费在《吴江行》中写道，1980年吴江全县的工业总产值为9亿多，1990年是59.2亿元，其中乡和村级所办工业占74%，这一比例大大出乎政界的预料。 最喜欢摆事实 　　费孝通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社会学有两种研究方式：一种运用资料进行分析，一种是在实地调查，费选择后者。从1990年，邱泽奇就跟费孝通到各地调查，即便费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也不例外。邱泽奇认为，这是费总能发现其他学者未觉察之处的重要原因。 　 　　　邱泽奇说：费孝通到了地方，地方非要招待，费很为难。实在去不了现场，费才会让学生代替去。“我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费孝通曾告诉邱泽奇：学者要用老百姓明白的话告诉他们还不明白的道理。费的著作，每个社会学科都能读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却没有一个专业术语。 　　 　　邱泽奇说：费气质上属于典型的士大夫形象，性格温和，费最喜欢的是把事实摆出来，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因此，费的“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理论才得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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