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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曹禺：写不好认罪检查

http://www.CRNTT.com   2010-08-29 09:44:37

由我代笔的“认罪检查”报告很快就出来了，里面基本上都是采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中的社论语言。曹禺师看了以后，仿佛还有些顾虑，欲言又止。譬如，报告里必须承认自己是“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他总觉得承认了“反革命”三个字，就是承认了自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分子，那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这样检查根本就过不了关。通过我的一再解释，他总算是勉强接受了，同意拿回家里重抄一遍。 　　“认罪检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军宣队”政委表示还可以，没有再打回来。在我们等候上级批复的时候，竟然没有了下文，或许是上边什么人从中作梗又说了坏话，曹禺师的“干部解放”问题，便成了“可以解放但还定不下来”的特殊状态，硬是给拖了下去。 　　这样，曹禺师本来已经好转的心情，又一落千丈，重新恢复到方瑞师母刚刚去世时的情形。那时，他整日里欲哭无泪，仿佛眼泪已经流尽。他怎么也想不到妻子会这样凄凉、悲伤、孤独地死去。他知道，妻子为了自己和孩子受了多少苦难。他知道，方瑞师母把青春、爱情、心血和生命全部献给了自己，如同《北京人》里的愫方——这个善良、正直、生动、可爱，使人难以忘怀的戏剧人物，曹禺师就是以方瑞师母为原型写出来的——那样，“把好的送给别人，把坏的留给自己”。在“文革”中，方瑞师母用衰弱的身体，不声不响地支撑着自己的丈夫，把所有的痛苦都埋在心底，并且鼓励他度过最难熬、最凶险的日子。 　　就在这个时候，“军工宣队”带领我们全体“革命群众”和“牛棚”里的“一小撮”“革命对象”，都下放到南口林场，一边继续搞运动，一边参加劳动。 　　在我们给苹果树“扩坑”的劳动当中，曹禺师笨手笨脚地被一根杉篙碰破了头皮，幸好不太重，只在医务所缝了几针。受伤以后，他躺在宿舍里休息。一天，“军宣队”政委来到班里，我们以为是来表扬一下，起码是来慰问一下，谁想到他竟然当众对曹禺师说道：“曹禺啊，你光碰脑袋外边儿可不行，要狠狠地碰里边儿，那才叫‘灵魂深处闹革命’嘛！”面对着这样一句既不讲理，又不讲情的话，曹禺师虽然表面上笑着，点头称是，实际上却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很快，他又变成一个长时间“面壁”的“无言者”了，似乎是望着自己活生生的痛苦沉思。正如他说的：“天沉着脸，像是又要下雪，其实方才还是亮晶晶的，怎能一转眼就变成一副讨人嫌厌的样子。这个天就像我，一天能几个神气，说明心中有怨气。……我是人，人却不能不有各种变化。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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