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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经历

http://www.CRNTT.com   2010-08-09 12:50:14

回来的路上，列车到天津已是深夜11点多，找不到旅馆，我只好到大舅兄徐少涵的岳父家去住。那是一座三重大院落，他家在最后一重院子。一进大门，就见头重院的正厅灯光辉煌，大厅的正中摆着一张乒乓球桌，球桌上堆满酒瓶、烧鸡、熏肉、糕点和香烟，很多青年男女都穿着军装，戴着红袖标，有的坐在球桌上，有的围站在周围，又吃又喝又抽，狂呼乱叫，还有的男女搂在一起，嘴对着嘴抢吃鸡腿，旁边的人拼命地拍巴掌，丑话脏话不堪入耳，屋子里烟气腾腾，烟气和酒气直冲到院子里。大厅里几乎闹翻了天，其它房间里都黑着灯，寂静无声，大概这院里的住户没人敢惹这帮“革命小将”。 　　到了后院亲戚家里，我问：“前边院子里那些青年是干什么的，深更半夜的还在那里胡闹腾？”大舅兄的岳父是个老工人，无可奈何地说：“都是中学的学生，参加了造反派，整天地到处批走资派、破四旧，见了好东西就拿。到布店，说绸缎是腐朽文化；到了烤鸭店、饭店和糕点店，又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拿走人家的好东西，还砸人家的店铺，连对面那家茶庄的茶叶也给抢光了，吓得很多商家不敢开门。都是十大几岁的孩子，不好好上学，整天地出去打砸抢，晚上聚到一起，胡吃海喝，什么坏事丑事都做。总这么闹下去，不是把孩子们毁了吗！” 　　我的心情也很沉重。 　　回到农场不久，管教股通知我，撤销图书馆，分派我和老孙管理澡堂子。我和老孙的任务是，洗完澡后涮浴池，打扫房间，干部们洗澡的时候还要做服务工作，侍候洗澡的干部。当时来洗澡的没有场里领导干部，可能他们正在挨批斗，没有行动自由，来洗澡的主要是斗人的年轻人、造反派，他们在澡堂子里也摆出造反派的架式——霸气十足，脱光衣服，用手一指：把拖鞋拿过来！就得把拖鞋送到他跟前，不合脚还得给他换。我看不惯这种作风，所以干部洗澡那天，我大多不去，由老孙支应，有时老孙有其它工作，我也得去。如果指挥我拿拖鞋，我就客客气气地说：“那么多拖鞋，不知道哪双合你的脚，你还是自己拿吧。”农场的干部绝大多数都认得我，虽不高兴，但一般的都没有发作。也碰上过脾气大的，横眉瞪眼地喊：“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叫你干什么你就得老老实实地干什么。”逢上这种情况，我并不争论，推门出去，靠着南墙晒太阳，倒也没有把我怎么样。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我的服务态度问题反映到管教股了，一天早饭以后，冯股长来到宿舍，一见我就笑了，说：“怎么样，你对现在的工作有些不适应吧。”我没有说话。 　　冯股长说：“我们没有批评你的意思，给你换个地方。从明天起你去六队，劳动一段时间。以后的事情，到时候再说。” 　　六队紧挨着北大港，那里的熟人较多，白石、李义、吴咸宁还有和我一起在子弟学校当过教师的宁野等。不过这些人分散在各个班，平时接触的机会不多。只有李义例外，他常帮队长办一些事情，和各班的接触比较多。我被分配在三班，他来三班的次数格外多。我来六队那天，是他推着小板车到场部把我的行李拉过来的。到了班里，他又嘱咐三班班长张孝直把我的铺安排到边上，免得夜里睡觉两边挤睡不安生。 　　我在文艺组时多次到六队来，认识张孝直。这人曾是美国留学生，当过国民党的空军驾驶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中学当教师，性格爽直。他笑着对李义说：“你别唠叨了，老徐的情况我了解，我会安排好他在班里的生活。” 　　当时秋收已经结束，转入冬季劳动，主要任务是送粪，两个人一辆带斗的胶轮板车，把马厩和羊圈积下的有机肥拉到田里，送完队里的积肥以后，转到大港里拉肥。大港里是一望无际的苇塘，多年割苇子留下的苇茬、零碎苇杆、苇叶和腐烂的苇根积成10至30公分厚厚的腐植层。据场里农科人员化验，这层腐殖质的含氮量达50%以上，不管化验结果是否准确，这种腐殖质肯定是很好的有机肥，特别对农场这种碱性土地，不但有肥效，还能改良土质。当时土地已经封冻，但腐植层很松软，用平锹切成一块一块；贴冰冻的地面一铲就铲起一大块，装车直接拉到田里。 　　几十辆板车进大港，引起附近居民的注意，有的老乡找到队干部提意见说：“你们铲去这一层，明年就长不出苇子，大片的苇塘就毁了。”可是当时人们没有环保意识，队干部对老乡的意见不予理睬。我们当然执行队里的决定，照铲照拉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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