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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

http://www.CRNTT.com   2010-05-30 10:40:28

秋白之死 　　1934年初，父亲被派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而母亲则留在上海。博古只叫我父亲去，不叫我母亲去，借口说母亲的工作没有人能代替，就是有意让他一个人去。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根据张闻天的回忆，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高级干部是由周恩来、李德、博古最高“三人团”决定的。得知此消息后，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父亲走，却遭到拒绝。博古以父亲患病为借口，说：“不带，留着。”父亲当时听说要留下来，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是还是服从组织决定。那时候博古是最高领导，他犯了两次错误，一次是不让母亲去苏区，一次是不让父亲参加长征。如果我母亲去了，对父亲的身体健康和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也不至于在苏区艰苦条件下拖着病体生活。当然我也不恨他，因为这是历史造成的。 　　第二天，陈毅看见我父亲还在就很诧异，问他怎么还不走，陈毅说，“我的马比你的马好，你赶紧骑上去追上队伍”。父亲说，“我要留下来的。”陈毅说，“怎么要留下来了？”父亲说，领导决定的，要我留下来。陈毅觉得很不公平，但也没办法。 　　中央红军出发那天，父亲把自己的一匹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 　　大概在1936年，父亲牺牲以后，廖承志跟博古看到我父亲牺牲的报纸。博古感慨地说：“如果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就不至于牺牲。” 博古对我父亲之死是有责任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脸红了。廖承志看出来他很内疚。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纪念馆的时候，我把这个事说了出来，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 　　“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枪毙他的宋希濂可以作证，我父亲绝不是叛徒。我和我女儿曾经去问过他一些事，宋希濂说父亲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神态从容。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更多的材料证明，“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 　　虽然宋希濂是亲手杀死我父亲的人，我们光明磊落、不卑不亢地去看他，他也不尴尬。他说，我对你们怎么说，就对红卫兵怎么说。他很坦率地说：“我看了瞿秋白《多余的话》，没有什么叛变自首，没有出卖谁，也没有出卖组织，不过有一点消极的情绪。”他都看得很清楚，我们自己人却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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