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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居正的悲剧看权力的腐蚀性

http://www.CRNTT.com   2010-05-16 08:49:48

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这种在儒家价值体系内无比正面的目标，却必须不择手段甚至用下流无耻的手段，这是张居正和不同时代近似张居正的名臣无法绕开的悖论。要成为首辅，成为除万历帝外大明朝最高权力掌握者，他巴结正派儒生瞧不起的大太监冯保，并用极不光彩的手段排斥了高拱。而掌握大权后，为了使自己的新政雷厉风行地推行下去，他自我扩权，改变了帝国沿袭二百年还算完备的监察制度，将自己和内阁超脱于监察体系之外。这样做，固然提高了行政效率，短时间内使帝国增加了财富，提升了国力，但加强了内阁首辅的集权，破坏了有限的权力制衡。这种近似饮鸩止渴的改革，其下场必然是人亡政息。而当他成为帝国实际的掌舵人，用霹雳手段报复了那些说三道四的文官后，靠个人的道德自律是不可能抵御权力的巨大腐蚀的。天下百官巴结逢迎张首辅手法层出不穷，无所不用其极。他的父亲在世时，地方官想方设法送钱、送田土给远在湖广的张老太爷；一位县令为了讨好他，送了一条玉带给张居正，张居正感叹道：这样的玉带哪能是一个知县能拥有的？连最高统治者万历帝，因为要仰仗他，也拿帝制时代最为严肃也最为公平的科举送人情，对张居正说：“先生功大，朕无以为酬，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公然破坏回避原则，让张居正任阅卷官，并钦点其儿子成为状元。而张居正死后，万历帝对张居正一家进行残酷的报复，这种墙倒众人推的悲剧，亦是皇权政治制度下的常态。权力通吃，所有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当掌握权力的人在位时可以去伤害别人，当其丧失权力时，自己和家人受到伤害也不会有公平的救济渠道。 　　《张居正大传》的作者朱东润以同情的笔调为居正“辩护”：“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 　　在张居正所处的时代，像海瑞那样的官员是异类，也只可能成为帝国作为教化百官的“道德标杆”，而不可能掌握真正的权力。而张居正那样真正掌大权的人，所作所为必然和儒家所标榜的道德观背道而驰。“以孔孟之心，行曹刘之术”，或许是儒生要实现抱负的无奈之举，但谁又能说它不会成为推卸道义责任的话呢？而当只要目标正确，过程可以充满血腥和邪恶的价值观被广泛奉行时，谁能保证所有的罪恶不假正义之名出现呢？ 　　张居正的悲剧不但证明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政治学规律，同时也能说明儒家试图用道德教化来建立一种理想国的艰难。因为仅仅靠圣人的教化、明君的自觉、清官的表率、能吏的勤政，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逐利的本性。 (作者十年砍柴系知名网络评论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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