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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番禺反烧事件中捕捉公民社会曙光

http://www.CRNTT.com   2010-03-08 13:54:47  


 
  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投入,如果没有政府建设的一整套基础设施,仅仅是公民自己一厢情愿,这个事情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现在民众一方的巴掌举起来了,但是政府的巴掌举不举得起来、能坚持多久我不知道。中国地方政府都是公司化的,都是利益主体,做任何一件事情跟商人是一样的,要考虑投入产出,而且投入产出都是非常短期的。垃圾分拣不像垃圾焚烧那样马上就能来钱,可能从经济效益上讲,只有投入很少产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多高热情,有多大主动性我不知道,所以说我们现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最终前景如何,我是没有把握的。但尽管如此也没有办法,因为已经没有退路了,没有多少胜算还得往前推,既然政府有这个表态,那么就我个人的态度而言,我宁愿相信政府的诚意,如果他是假的我也宁愿把它当做真的。弄假成真,希望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接下来的问题是,番禺反烧为什么能取得阶段性成果?

  先举个例子。我是从武汉出来的,武汉住家附近早就有了一座垃圾焚烧厂,但我一直只能对番禺发言,对武汉我是一句话没说。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广州才有这个场,武汉没这个场,所以我在武汉嗓子喊哑了也不会有人理我,没什么意义。所以我那边顾不上了,先顾广州。广州这个场是什么场?就是公民社会的场,它有一定的公民社会基础,相比于全国而言,如果说它不是第一,起码也是第一流的。

  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成都最近发生的唐福珍事件,显然比番禺垃圾焚烧严重的多。但尽管外面惊天动地,成都本地却一直波澜不惊,尤其是成都的媒体。成都的媒体力量本来并不弱,我们都知道成都是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高地,像什么《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之类的,在全国的都市报都居于前列,但是越到这样的关键性的公共事件,成都的媒体越是失语。媒体失语没有关系,广州的媒体、我所在的媒体也常常对本地公共事件失语。问题在哪?问题在本地媒体没空间,但是还有一批媒体人,这批媒体人应该跟全国的媒体有一个广泛的联系,这个广泛的联系应该在本地的公共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让我失望的是尽管我在成都有很多朋友,但没有任何一个能给我们提供关于唐福珍事件的有效信息。而这个有效信息并不是毫无挖掘空间,因为作为媒体人我知道,如果你有足够的新闻敏感和冲动,你能第一时间介入,你总能挖掘出一些关键信息出来的,但是成都媒体人没有做到。所以现在成都的唐福珍事件再往下走已经非常难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尴尬呢?我认为成都也缺那么一个场。

  番禺反烧现在已经是全国性事件了。为什么能升级到这个程度?

  第一个原因就是广州媒体的原因。现在广州某些官员回头总结这件事,他们很后悔,为什么呢?他们当初低估了广州新客家人的力量,这个新客家人是什么样的客家人?就是从北方迁居广州番禺的那批中产阶层,又尤其是其中的媒体人。此前广州还有一个垃圾焚烧厂,就是李坑垃圾焚烧厂,他们很轻松的就把李坑村民摆平了,他们以为番禺的会江村跟白云区的李坑村没什么区别。这种事情他们已经有一整套成熟的处理模式,这种成熟的模式在全国都是有效的,从来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他们不认为在会江村会遇到问题。但他们现在发现,他们的估计是完全失当的一个估计,他们没有想到会江村附近的业主即一批中产阶层、一批媒体人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当然他们也有预感,也有对策,所以事发不久广东的媒体都失语,但是媒体失语我前面讲过没有关系,你还有那么一批媒体人,广东的特点就在于广东媒体人充分借助了他们的全国性的媒体联系。本来,如果开放本地媒体,可能这种讨论就主要局限于本地媒体,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只是一个地方事件,但是因为本地媒体不能发声,很快这种广东媒体人的私人关系,即全国性的媒体联系就起了作用。因为这种全国性的媒体联系,全国的媒体尤其中央媒体就以空前的规模介入番禺反烧。本地媒体的失语起了一个反作用,一下子引来全国媒体,升级为全国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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