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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会议 中国的绿色突围吗

http://www.CRNTT.com   2009-12-02 11:01:25  


哥本哈根会议,能承受各种利益驱动下的期望吗?
  中评社北京12月2日讯/几天后就要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被视为当今世界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最后的努力。一段时间以来,各国展开了频繁的“环境外交”。几周前,巴西、印度尼西亚和韩国都在谈判桌上摆出了减排温室气体的“硬数字”。几天前,美国宣布2020年温室气体比2005年减排17%,几乎同时,中国宣布2020年将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这些外交承诺,似乎为哥本哈根会议取得实质性成果带来了希望。

  东方早报发表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颜敏文章表示,地球环境严重恶化、全球气候加剧变暖,已不容置疑,而环保全球化也是越来越普遍的事实,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受到越来越多的削弱和限制也就不可避免。那么,在此情形下,民族国家是应极力抗拒这种趋势,使各国的争斗更趋激烈,甚至搁置、放弃应对气候问题的努力,以致可能丧失挽救地球环境的最后机会,还是迎头而上,坦然接受这种“削弱和限制”,同时化被动为主动,率先对传统制度开展更为大胆的改革、创新,推行更加环保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树立真正负责任的环保的形象,以此领导各国开展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最终不但成为世界大国,而且造福于人类后代子孙?

  答案是明显的:谁能带领大家共度时艰,谁就最有资格成为领袖。日本明白这一点,所以一直走在世界环保的最前沿;德国明白这一点,所以德国环保已成为各国纷纷学习的榜样。如今美国也作了几乎180度的大转弯,这也是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奥巴马的一个重要原因。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上,而谁转得最快,谁就赢得最多。

  当然,有人会说,做领头人是需要实力的,日本、德国、美国都是工业发达国家。但是,工业发达国家意味着它们的历史包袱最重:它们巨型、昂贵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已经不适应生态时代的需要,它们的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也积重难返……而新兴国家也有后发优势:譬如,我们可以最快、最直接地利用和开发最新、最先进的环境友善技术和生产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还部分保有节俭、勤劳的传统。

  文章指出,经过几十年的赶超,中国已经度过了工业化的起飞阶段,已具备经济转型的成熟条件,并且已经到了转型的关口。现在,应抓住时机,顺势而上。巨大的国力总量加上明显的后发优势,使我们完全可以后来居上,成为能源气候时代新的世界大国、强国。

  当然,还会有人说,这种想法太天真,如今的世界还是由各民族国家构成,民族国家怎么能削弱自己的主权?然而,历史证明,没有世界眼光,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不关注人类整体的历史和未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资格成为世界的领袖。昔日的罗马帝国离不开它的万民法,昔日的大英帝国就建立在全球贸易之上,20世纪的美国如果固守孤立主义就不可能赢得二战之后的霸主地位。相反,大清帝国本来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富足强大,却因闭关锁国而最终衰落下去。但要成功走向世界,首先要心怀世界,视通未来,而不是患得患失,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收获。

  很多人都说,严格的环保标准,势必损害经济发展速度;而经济发展速度降低,势必引起各类社会矛盾,危及社会稳定。现今“保八”的说法就源于此。但是,许多证据表明,如今部分社会矛盾往往并非源自经济增长太慢,而是增长太快。

  文章称,几十年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振兴民族的旗帜下,一直奉行现代化赶超战略,如今,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但是毋庸讳言,这个过程也给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自然环境的危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居民健康。2007年春,中国卫生部的调查报告指出,不断恶化的大气和水体质量应该为全国急剧上升的癌症暴发率负责:自2005年来,城市地区癌症患病率上升了19%,农村地区上升了23%。

  经济发展的成本由谁负担?收益由谁享受?环境保护的收益由谁享受?环保保护的负担由谁负担?试问上文列举的疾病,是平均分布在所有居民身上,而不论其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吗?试问水体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沙化盐碱化、森林退化等是平等地损害每个人的利益吗?不是有些人甚至从中获利了吗?依靠“低环境、资源权优势”,这种发展是绝对不可持续的。

  用罗尔斯的话说,就是任何人都应享有平等的自由权,但任何分配方式的调整或改革,都必须有益于最低受惠者,否则,这个制度就不是正义的。用帕累托的话说,就是任何改变都不应该损害各方的现有利益。因此,所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是某些利益集团为了牟取私利、巩固权力而有意建构起来的虚假问题。如今,已经到了这个时刻:进一步发展经济之前必须首先解决经济民主和环境正义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保护环境,实现环境正义,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一条根本途径。

  文章最后说,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促进了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它其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1990年代初,中国率先在全世界开展“环境外交”,为中国第二轮改革开放扫清了国际障碍。而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环境威胁论”已经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如今,哥本哈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大机会。如果要树立“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国地位,如果要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就必须以最大的勇气和决心,打破GDP迷信,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实现“绿色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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