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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平:提升香港管治 关键为何?

http://www.CRNTT.com   2009-09-12 00:26:01  


 
  市民对政府印象确实变差了

  刘乃强:在service marketing(服务业行销),有个概念叫emotional account(情绪帐户),即是说我买了你的服务,也不可能次次都满意,满意度自然不断下降。同一个道理,对一个政府来说,开始时,肯定有个“蜜月期”。外国也一样,现在批评奥巴马的人也多了很多。

  王永平:你说得对。在一个开放、多元化的社会,其实内地也一样,人民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今天要求你做100分,明天就会要求你做110分,这是每个政府须面对的挑战。

  刘乃强:所以,当你只做到99分或者98分,就一定会不满意了。

  王永平:奥巴马也好,全世界领导人都是如此。所以政府一定要做得越来越好。另外一点值得谈谈,有人认为“反对派”影响市民对政府的支持。其实亚太研究所长期做的政党调查显示,政党(包括反对派)只代表约3成的民意,比如说,民建联代表10%,民主党10%,公民党7-8%,算上其他政党的几个百分点,加在一起也就才30%的民意。市民不满意政府,不代表他们对政党的满意度提高,很多时后者同样下降。从这个角度看,没有此消彼长的情况。所以,政府在市民的心目中的印象确实是变差了,至于变差的原因在哪,是另一个话题。

  管治问题出在哪里

  刘乃强:那么,你认为管治问题出在哪些地方?比如,这些年的内耗那么大,它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王永平: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在08年大概5月,政府宣布扩大问责制,这是一个转折点:特首民望从60多点一下跌到50几点,翻不了身。这是因为在处理方面确实出了点问题,无论是委任、薪酬、国籍等。比如,在委任时,有些副局长还保留外国居留权,即所谓外国护照。当报纸报导出来后,政府的辩护是基本法没有规定他们不可以有外国护照。我当时也讲了,这不是一个合法与否的问题。副局长是我们政府的第二梯队,整个构思是以此培养治港的领袖。政府以为市民是眼红人家有外国护照。其实香港不少人有外国护照,在这件事上,市民的看法是:为什么你要做治港的领导人,却一点承担都没有?为什么你不可以放弃外国居留权?说到底,香港已经回归十年多,做到副局长,还需要买保险?所以,这是一个致命伤。另一个致命伤是很多人认为委任不清不楚,为什么会委任他?还有是薪酬。开始不肯讲清楚,公布的时候市民就发现原来有政治助理拿比他以前多几倍的月薪。这就是转捩点的来由。

  之后呢,有一些政策处理得不好,比如外佣税啦、生果金啦,给人印象好像事前想得不周详。又好像医疗改革、公共广播,似乎碰到争议性就不搁置不做。形成的印象就是与最早讲的“以民为本、强政励治”的理念不配合,因此影响了市民的看法。最新的例子包括因为薪酬问题,警员工会号召会员上街,结果警务处长答应帮他们争取,包括把薪酬追溯到以前,令市民感觉政府好像失了方寸。

  另外一个问题,我发觉这一年来,有几件事加深了市民对所谓“官商勾结”的疑虑。这只是观感,一定要说清楚,是没有证据,我也不相信是事实。但就政治而言,在香港的传媒环境下,仅是观感就可以炒得很要紧。比如说退休公务员梁展文,前房屋署署长,政府批准他去地产商那里工作,然后在批准过程中,官员说不记得他以前处理过一单很具争议性的地产事件叫红湾半岛。这件事引起很大的风波,政府后来取消了这个批准,但立法会成立了调查委员会,继续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涉事的地产商就要求司法覆核,说立法会没有权力查。

  这予市民的印象就好像是:商人很厉害。你召我去,我司法覆核你。严格说,他是完全有法律权利这样做,我们是法治社会。但从观感上看,这就予人“有钱大哂”的感觉。

  另外,电盈私有化事件也曾引起很大的风波。很多人都觉得种种做法(时机、定价等)对长期持有及亏本多年的小股东不公平。后来上诉庭判私有法无效,大股东决定上诉到终审庭。我曾写过文章批评私有法这做法。最近我在《信报》的文章被放到网上版去,有报章猜测这是因为我得罪了是《信报》“老板”的电盈大股东,另外有电台怀疑《信报》受到政治压力,要取消我在报上的专栏。我公开说过我是同意《信报》这个安排,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明言或暗示我不再写评论。

  但这些事件都加深了市民对香港富商很“威”的观感,于是可能连累到政府,认为官商“勾结”。最近的雷曼事件,拖了一年多终于得到解决,银行承诺赔偿6至7成,但有人认为政府“欺小怕大”,因为之前有两间股票行全数赔偿。

  我绝对不相信政府是跟商家勾结,而我一直认为绝大多数的香港商人都是行为正当,贡献社会。但香港是个自由经济、贫富不均的社会。部分商人,例如是地产商,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和与中央及特区政府关系密切,很多小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有需要时要帮他们主持公道。“官商勾结”的疑虑,对社会的和谐绝对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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