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肃贪 台湾要先提高定罪率

http://www.CRNTT.com   2009-07-10 12:23:23

陈水扁如何定罪，对台湾司法是一个考验。 　　中评社台北7月10日讯／真理大学财经法律系助理教授吴景钦今天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要肃贪 先提高定罪率”。作者强调：“肃贪，不是一纸肃贪报告即能解决，再漂亮的报告都无法掩饰贪污存在的事实，更无法因此满足社会各界的殷切期盼，检察官整体的诉追效率未能提升，再重的刑罚、再多的检讨报告，也无助于廉能政治的提升。”文章内容如下： 　　“法务部”洋洋洒洒的提出了廉政建设行动方案，肃贪是马英九三个月前的宣言，也是全民的期待。然而“法务部”如此的决心展现，果真能达成廉能政治？还有什么是“法务部”该做而未做的？  　　早在二○○○年，“法务部”为落实肃贪政策，即制订有“扫除黑金行动”的策略，而于台湾“高检署”成立“查缉黑金行动中心”，并分别于台北、板桥、台中、台南、高雄地检署设立“检肃黑金专组”，不过在未有法律依据下，备受“黑机关”的质疑。因此在二○○六年，藉由法院组织法的修正，将原隶属于“高检署”的查缉中心，以特侦组的名义改隶于“最高检察署”，藉由层级的提升来保持其独立性；惟此特侦组的常设化，其任务执掌对象主要为高层公务员的贪污与经济犯罪，肃贪工作得以因此延续。  　　而据“法务部”统计，从二○○○年七月的扫黑行动开始，到今年四月，肃贪举发有一○一三七件，遭到贪污起诉共四八二三件、一三四八四人，查获的贪污金额达三二二亿元，公务人员及民意代表人数占五五％，而受起诉者最后的定罪率为五六．二％。若从每个月约起诉四十五件，最后的定罪率也超过五成来看，肃贪成效不管是在旧政府与新政府时代，似乎都不差。但这只是表象，若仔细观察告发案件中被起诉者，不到五成，而在这五成里，也只有超过一半是公务员，而最后受有罪判决确定者也仅有一半。最后真正的定罪率事实上顶多为三成。如此必然会使公务员有侥幸之心存在。  　　而造成贪污罪定罪率不高的原因，可能有来自于法律上的处罚漏洞，或者刑罚不够重所致；但观察台湾贪污治罪条例，不仅处罚贪污的类型多，且采取重刑制度，在今年甚而再增加贪污被告不说明财产来源罪的情况下，要将肃贪不彰归咎于法律不完备，恐难圆其说。  　　因此贪污定罪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恐在于无法证明贪污的对价性。以近来判无罪的郭瑶琪案件为例，其虽然已收受二万美金，且其当时身为“交通部长”，但由于招标工程非其主管事项，不能仅因其位居高位，即认为有对价性，而基于罪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法院应为无罪判决。惟如此的结果，似乎与一般民众的想法有着极大的落差。  　　事实上，如郭瑶琪的例子，并非属罕见，贪污案件因无法证明对价性，而判无罪的比例往往超过五成。但无法证明不代表收钱无罪，而可能是检察官的诉追不力。因台湾除受贿罪外，为了防堵对价性无法证明的漏洞，而有所谓图利罪存在，而此图利罪的范围，包括主管与非主管事项；因此即便无法证明受贿的对价，检察官亦应以此罪的定罪为目标，来加以证明，所以公务员收受利益，未必真的无罪，而可能只是检察官的诉追不力，而无法证明被告有罪，法院也仅能基于无罪推定为判决依据。  　　因此就肃贪而言，治本的部分由于必须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时间，且很难于短时间有成效，而不可能成为执政者的首选，但至少在治标工作上，该思考如何藉由贪污治罪来产生吓阻效果。若果如此，则该正视的，可能不在于贪污罪的类型是否足够、刑罚是否不够重，毕竟有效率的诉追远比重罚来得有吓阻效果，而这重责正落在检察官身上。因此如何强化检察官的诉追能力与效率，排除外力干扰检察权的行使，或许才是目前治标工作的首要。  　　肃贪，不是一纸肃贪报告即能解决，再漂亮的报告都无法掩饰贪污存在的事实，更无法因此满足社会各界的殷切期盼，检察官整体的诉追效率未能提升，再重的刑罚、再多的检讨报告，也无助于廉能政治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