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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从特殊视角看当代俄罗斯战略意图

http://www.CRNTT.com   2023-07-02 00:03:07

一个世纪以后的1576年，在西方国家与土耳其打仗的时候，马克西米利安二世采取了进一步的举措：他授予伊凡四世以希腊东方皇帝的公衔以换取其帮助。同样地俄国统治者并不是对一个帝国冠冕感兴趣，因为在那个时候，通过铲除封建贵族并代之以“沙皇禁苑”这一新的为其服务的贵族，伊凡已经在着手建造俄罗斯帝国。通过这一残忍的操作，“恐怖伊凡”深深地烙在了俄国之上，成为了令人难忘的社会节点，这决定了直到今天的俄国内部政治历史。俄国进一步地与所有西方国家——作为基督教真理的帝国代表——区别开来了。并且，通过俄国的社会再接合（rearticulation）过程，从中沙皇以生存性代表的角色出现，她就彻底地从西方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代表制度形成过程中隔绝了出来。最后在1802年的时候，拿破仑认识到了俄国的问题，他说世界上只存在两种国家：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俄国形成了一种在超验与生存方面都自成一格的代表类型。自彼得大帝开始的西方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类型，因为就社会接合（articulation）来说，它没有产生实践上的影响。确实可以这样说，在显要的贵族当中、伴随着拿破仑战争、在恰达耶夫、加加林和配切林的时代，存在着个人的西方化。但是，沙皇的个人侍从并没有转变成贵族身份，没有转变成接合性的男爵身份。也许，作为俄国政治西方化之必要条件的合作性阶级行动就从未出现过。并且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此方向上的演变可能性曾存在过的话，那也随着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而消失了。紧接着，随着霍米亚科夫开启的亲斯拉夫、反西方的历史哲学，“第三罗马”的启示被增强了，这在中层贵族知识分子当中激起了广泛的效应，产生了那种为了全人类的俄国弥赛亚末世论使命。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一弥撒亚主义的叠加具体表现在他对独裁的东正教俄国好奇地充满了暧昧的愿景，认为它会以某种方式征服世界，并在此征服中促成充满真实信仰的全基督徒自由社会的产生。正是这一暧昧的愿景，在它的世俗化了的形式中激起了一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在它对世界的征服中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王国的产生。在自由沙皇之下进行的这一俄国社会初步的西式接合，随着1917革命的发生已经变成了过去的一段插曲。总体而言，人们已经再次变成了老俄国人意义上的那种沙皇的仆人，将共产党的干部作为其服务的贵族。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恐怖伊凡”的沙皇禁苑，又在工业经济基础上随着一种报复重新建立起来了〔5〕。 　　沃格林这一大段文字当然是有对苏联体制的强烈偏见（甚至可以说是基于冷战格局下典型西方意识形态的），且在其写作时远远未能预料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新时代和新政治生态，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沃格林对于俄罗斯的“第三罗马”志向及其独特政治道路和政治传统的刻画可说是入木三分，从这种刻画中我们或多或少能窥见今日俄罗斯的整体战略意图。正如中国学者刘小枫教授所指出的，在沃格林看来，“罗马和平”（pax romana）实质上有如“一只铁腕加于一片疆域和民众之上”，“否则，那里将沦为众多靠极尽可能地劫掠无助民众为生的小型军事团伙领袖之间血雨腥风的斗兽场”〔6〕。乌克兰对北约东扩的积极响应，对今日俄罗斯来说，也许就恰恰触动到了其“第三罗马”政治意念中的“罗马和平”环节。 　　三、柏克论欧洲秩序 　　关于古罗马帝国在欧洲史上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还可以从十八世纪英国大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的相关论述里，看到一些端倪。 　　若按照学者Sora Sato的整理与分析，在柏克眼中，整部欧洲史，除了古罗马算是明显的例外，都遵循于这样一种发展轨迹：即尽管其社会面逐渐发展，但整体而言，从古代到十六世纪一直处于野蛮或混乱的状态。柏克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家们颇有不同，那些思想家们一般都强调欧洲国家体系的成长，16、17世纪欧洲权力平衡体系的兴起，封建主义秩序的倒台，绝对君主体制的建立等，但柏克觉得这些并不重要，都只能算是表浅现象，而柏克所在意的，是更深层次的元素和议题，柏克所强调的是一种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讲的“一阳来复”的精神，即尽管欧洲列国的发展长期停滞，并遭遇了许多摧残和打击，但只要其社会和文化的根基没有被毁灭，就终会有复兴那一天〔7〕。由此可见，古罗马在柏克心目中较为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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