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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复苏应着重提升增长质量

http://www.CRNTT.com   2016-05-04 05:23:31

复苏应着重提升增长质量 　　文章指出，从更长的时间阶段审视，中国经济短周期波动陷入景气谷底阶段，这一次较前几个周期有许多不一样。如果从1990年代初期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开启的中国全面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开始算起，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次大的阶段景气低迷期，分别是1998年-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形成的增长波谷、2008年-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之下的增长波谷，以及始自2014年至今的经济增速下行的景气波谷。这次不一样之处在于中国经济自身禀赋变化与体量增大，传统粗放经济模式难以为继，同时有全球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呈现出的市场化社会大生产模式矛盾的集中爆发因素，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重心下移不可避免。 　　而与两次经济景气波谷有所不同的是，此次的景气低迷中蕴含总量方面的积极因素提升，同时伴随结构方面的重大不确定与隐形风险的显着提升。 　　总量积极因素在于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增长带来的物质、资本、技术积累，基础设施建设与基本服务供给稳步推进，城镇化持续对劳动力形成吸纳，市场导向下的政策决策仍能保持高度的社会资源的控制与动员能力，以及劳动力结构发生的新变化等，这一切的变化使得总量的就业压力大大缓解，为各类结构矛盾压力抒解提供机遇。就业是民生经济最现实、最直接的体现，如果仅以西方惯用的以就业导向衡量经济稳定度，与过去两次景气周期低迷之时出现过的大量劳动者返乡、工厂停工相比，中国经济的此轮景气谷底当只是暖冬。中国经济增速下移也因此不如此前那样引起太多的焦虑。理性地来看，稳经济其实并不等同于稳增长，应当对中国经济“基本盘”的稳定度存有底气与信心。这种底气预示着，稳增长无需以往历次那样，再度藉由要素粗放投入、低效率以及环境破坏为代价拉动经济增长。 　　当然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底线定得也并不低，十三五规划的年均增长速度为6.5%。结构方面重大不确定与隐形风险显着提升的判断在于，仍以民生经济衡量，房地产价格二十年持续长波段的上涨，以各个角度衡量都已经濒临界限。全面金融属性化的房地产市场在市场导向之下，行业景气不可能一直是上升期，其间不可避免会有反向波动的可能，一旦步入景气下行周期，则庞大的关联产业链将会高度影响全社会投资规模，以及会对深度绑定的整个银行金融体系、地方财政收入与债务负担、居民信用消费等层面产生冲击。 　　客观地说，房地产市场吸纳了社会过余流动性，平抑了整体物价水平，这是中国十年以来货币供给扩张迅猛但房价以外的物价总体稳定的基础之一，如果房地产市场因价格回落失去吸纳功能，流动性过剩就可能对其他金融与物价稳定造成冲击影响，将成为新的热点问题。由此来看，平滑房地产价格下跌导致对经济与金融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与不确定性影响，就将给政策施为带来考验。 　　在房地产投资新增空间不大、外需预期不高、消费增量贡献短时期不可能大幅加速的条件下，新的可以持续依赖的稳增长力量在何处？目前来看，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一直以来成为拉动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持续高增长的引擎之一，尽管投资基础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但人民日益增长的新需求继续对这一领域的持续投资提出需求，且这一需求在中国各地城市、城际、地域之间带有普遍性，将可以继续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引擎。当然，需求催升与新供给改革对公共产品提供在理念、质量、经济与社会效益与效率共容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制造业升级与转型催逼质量提升，是今后拉动增长被寄予厚望的新引擎，这也是国家整体竞争力提升的根本保障。美国、德国等国家之所以能够或激发出新的经济活力，或保持长久的经济稳定度，其重要的基础即是其持续领先于世界、甚至引导科技与消费潮流的制造业优势，而反观日、欧经济踯躅裹足，也与其制造业创造、创新活力下降有关(可以将曾经鼎盛一时的松下、索尼、诺基亚等品牌公司与微软、苹果、西门子、菲利普等的长久兴盛进行对比，而日本依旧能够保持科技与制造强国地位，与其依旧处在兴盛期的福田、本田、丰田之类的汽车制造业强企紧密相关)。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衡量标准，借助劳动力与市场规模优执，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但从飞机、汽车等重要工业制成品依旧没有世界级品牌、甚至关键零配件都无法“国产”的现实看，我们离制造强国还有很远的距离。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供给侧”改革将是漫长与艰辛之路。科技原创能力的提升更是一个长久过程，涉及包括产权体系在内的系统性的制度优化保障，尽管中国目前已奠定雄厚的物质、资本与技术基础，但往前看仍有巨大前行差距。因此，宁要具有质量的稳速甚至相对较慢的速度，而不要无质量高速低效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回归，这应该是对促动新的景气复苏提出理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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