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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忆文革期间枪毙人的情况

http://www.CRNTT.com   2013-10-19 10:36:21

《一号命令》不是怀个人的旧？ 　　叶兆言：我不是。 　　但您在公开场合曾说过，《一号命令》还是跟家族的事情有关。 　　叶兆言：是有关，但这本《一号命令》完全没有把自己写进去，而刚刚写完的一部长篇就把我自己写进去了。新长篇里的“我”是不重要的，但“我”的认识是重要的；“我”不是小说中的人物，但对故事的认识和判断很重要。在《一号命令》里，你能看到“我”的想法，但“我”把自己隐藏了。而新长篇里，“我”就直接进入小说中去了。新长篇的结尾，一直到上海世博会。两部小说之间，还是有些相像，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事情，然后把以往的历史写进去。 　　您刚才说，新完成的长篇小说一直写到上海世博会期间，但《一号命令》从抗战写起，止于1970年代初，跟当下现实也没有太大关系。尽管如此，《一号命令》的时间跨度也够大，涉及的历史从抗战、内战、建国一直到“文革”，可是您只写了个中篇，这些素材是足够写一个长篇的。为什么不选择写个长篇？ 　　叶兆言：主要问题还是技术性的，跟一开始的写作决定有关。我是一个很讲究字数的写作者，我只要决定写多少，就写多少。《一号命令》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就设定为九万字左右的中篇，字数就决定了我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也对我说过，为什么不把《一号命令》写成长篇。我就觉得，它一定不是一个长篇，一定是现在这样一个结构，该不展开都不展开。但我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技术上就跟它不一样，但风格是相似的，也是很传统的写法。无论长篇还是中篇，都是像海明威说的，写作时你一定要有很丰富的冰山下面的东西。可如果全部在水底下，没人相信。关键是冰山露多少的问题。水面下有很多东西有个好处，让读者认为你还没有写够，但这至少让读者意识到了还有东西。这要比倒过来好。所有想写的东西都露出水面的话，那就是泡沫了。 　　所以我目前的这种处理方式，作为读者有所满意，有所不满意。举个例子，我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核心是一个在南京的女人，她始终跟着时代走。汪伪时期，她父亲是银行高管，后来逃到重庆政府，抗战胜利后他家没有问题。国民党去台湾了，他们家也跟着去了，但她没有去。这个女人不同，她追求进步，解放初期入党，“文革”中是造反派，但在“文革”初期就被枪毙。被枪毙本身，也许是历史上这个人的故事，也许是那个人的故事。但是她被枪毙的事情，我没有写，我只写到她被判刑七年，然后她的故事就结束了。一定有读者会不满意这种技术处理，肯定会问，为什么被枪毙，她在监狱里怎么样？ 　　我在后记里说，有一天我父母回家说起谁谁谁被枪毙了。在“文革”中，“五一”、“十一”都会枪毙一批人，刚刚开始的时候，整个城市很隆重；后来变成简单的仪式，仍然在游街，但老百姓已经不关心了，只看到墙上一张画叉的大字报。这些东西都跟你没关系。怎么跟你有关系呢，就是这个被枪毙的人跟你是认识的。我父母回家就说起这个事情，然后就不说了。我们这些小孩中有种说法，说这个女人是神经病，说毛主席跟她怎么样。有人问，为什么不把这些细节写进去，可是，这些东西其实网上都有，非常细节。我不写，你会“谴责”我为什么不写，但我一定留给你更多的东西。我要写的恰恰是，这个女人之前活生生的生活和历史，她的童年、少年、恋爱等。这其实跟《一号命令》相似，后者的核心其实是一个老男人寻找自己的初恋记忆，寻找自己初恋情人的故事。如果有一串珍珠的话，绳子就是这个故事核心。但这个绳子并不最重要，打个结就结束了。对于任何作家，写的时候，没写的东西一定要比写的多，这可以触发你的不满，触发你的想象力。引起你想，比把什么都告诉你要好。比如我新小说里那个女人，写她在监狱里如何发疯，如何说毛主席和她怎么样……你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真实，写不过各种小报上的东西，没有意义。你不写后，留下的巨大空白可能更好。 　　所以把这部小说（《一号命令》）变成长篇，也是可以的，但会觉得很单薄，因为故事就是一个老男人寻找自己的初恋记忆，寻找失去的东西。 　　关于空白的技术处理，您在《一号命令》里用的最典型的就是沈介眉在与赵文麟分手后的人生经历，她在1949年后肯定有很丰富的人生经历，但您没有写，直接跳到他俩在“一号命令”后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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