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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赋权社会与中国的制度创新 | |
http://www.CRNTT.com 2013-09-19 09:29:58 |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概念里,制度创新是政府的事。对很多人来说,制度就是正式的国家制度,而任何国家制度的创设是政府的责任,和社会无关。这种概念根深蒂固。在传统中国,社会指的是“边缘地带”,其成员没有机会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去。传统中国数千年所确立的国家体制,的确仅仅是统治精英的作品。每一次改朝换代,尽管都有自下而上的力量参与,但国家体制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很大的变化。近代以来,中国才逐渐发展出社会参与政治的一些制度化途径,社会才有了机会参与到国家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去。(当然,西方也有类似的情况,社会对国家政治生活和制度创新的参与,也只有到了近代民主化时代之后才有了长足的进步。) 今天,当中国各个方面的改革遇到了巨大的来自现存体制的阻力时,发挥社会的积极性来进行体制创新,具有丰富的政治社会意义。 当我们讨论到赋权给民营企业的时候,就涉及到社会的制度创新。民营企业是中国社会的重要促成部分,也是社会力量所依赖的制度基础。今天中国社会面临那么多问题,和经济结构失衡密切相关,也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经济结构的失衡导致社会结构的失衡,社会结构的失衡导致社会的不公平。因此,需要强调通过改善经济结构来实现社会公平。 近年来,中国各方面的讨论过分强调通过强化国家(中央政府)能力和二次分配,来实现社会公平。二次分配当然很重要。但必须意识到,在实现基本社会公平方面,二次分配只是一个补充,一次分配是结构性的,更为重要。通过税制、金融改革来改善经济结构,通过改善经济结构来改善社会结构,从而实现社会公平,这种途径和方式要比二次分配更为有效。发展中小型和微型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好手段。就业是个人和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一旦没有了就业,最多最好的来自国家二次分配的社会保障,也难以避免个人和家庭沦落为贫穷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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