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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政变，谁哭到最后

http://www.CRNTT.com   2013-07-16 12:32:45

难产的过渡政府 　　应该说，政变的社会基础是较为广泛的：“广场派”、世俗自由派和民主派、光明党都不同程度对政变表示支持或默许；埃及逊尼派穆斯林最高圣地—爱资哈尔清真寺大阿訇艾哈迈德.塔伊布，科普特基督教会“教皇”塔瓦德罗斯二世（Theodore II）这两个在埃及社会享有崇高声望的宗教领袖，在政变前后均对军方的行为表示理解。 　　与之相反，兄弟会遭到重创。政变爆发后，军方迅速逮捕了一大批兄弟会政要，除穆尔西外，还有最高权力机构“执行办公室”的负责人、据说是“首席辅导员”的穆罕默德.巴迪，被公认为穆尔西后台的兄弟会“导师”、兄弟会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卡伊拉特.查特，正义与发展党负责人卡塔尼，兄弟会著名活动家巴尤米等，总数据称多达300余人。此外，军方还迅速封闭了为兄弟会鼓吹的“半岛-Mubasher”和“Misr 25”等5家电视频道。 　　不过，兄弟会迅速缓过神来，发动了强有力的挑战。政变爆发一刹那，尚未被拘捕的穆尔西就通过网络谴责军方，号召“和平抗争”；在得知军方解除穆尔西总统职务后，兄弟会要员穆罕默德.贝尔塔基迅速接受半岛电视台电话连线，指责西西犯下“叛国大罪”，并扬言埃及“即将爆发内战”；7月4日，兄弟会分支“伊斯兰联盟”发起“星期五抗议”倡议，首个周五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的冲突导致至少37人死亡，超过1400人受伤；4天后，支持兄弟会的示威者在开罗共和国卫队营房门前和军警发生激烈冲突，导致至少51人死亡，435人受伤。兄弟会和军方相互指责对方应对事件后果负责。 　　种种迹象显示，军方无意在政治前台久留。他们并未如以往那样，在政变后成立军人执政机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而是让中立色彩明显、口碑较好且名气不大的代总统当天上任，并请回了两天前宣布辞职的穆尔西政府外长阿鲁姆。 　　正如一些国际分析家所指出的，埃及政变后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埃及人不得不忍受能源、燃料和水的短缺，生活成本不断上升。7月5日，世行总裁金墉对埃及经济状况表示担忧，标准普尔已将埃及主权债务评级降至高风险的3C，而IMF有争议的48亿美元纾困款，也因政变的爆发和政局的不稳被推迟拨付。在此情形下，军方越早转入后台，由文人组成的过渡政府越快成立，对各方越有利。 　　正因如此，政变仅3天，7月6日，代总统曼苏尔就宣布任命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为过渡政府总理，但几小时后便矢口否认；次日，他又试图任命埃尔丁为总理，巴拉迪为副总统，但同样无疾而终。 　　这已经是巴拉迪第若干次和高级领导人职位擦肩而过：“尼罗河革命”期间他曾被外界认为是穆巴拉克之后的埃及新领袖；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AFSC）夺权后他出任临时政府首脑的呼声一度最高；2011年底“二次革命”期间他被传与军方达成妥协，将出任总理收拾残局；兄弟会赢得一系列选举、公投后，他要求军方将权力先移交给以他为首的过渡政府，然后再组织修宪和选举；此次政变成功后，他作为“救亡阵线”旗手，再次成为临时政府首脑的热门人选，迄今尚未能如愿。 　　之所以如此，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巴拉迪虽然在海外拥有很高人气和知名度，但在埃及却曲高和寡。自由民主派在埃及本就是小众，还分成“自由派”和“民主派”两部分。巴拉迪自称“民主派”实则是自由派，由于支持者势力单薄，他们普遍害怕普选，在长达17个月的后穆巴拉克过渡期里，他们多次抵制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甚至要求当时执政的军方直接将权力交给由他们组成的“过渡政府”，闹出“民主派害怕民主”的笑话。由于实力单薄又热衷掌权，巴拉迪在过去两年半中曾多次和不同政治派系联手，兄弟会、广场派、军方，都曾在某一时刻受到他的欢呼，也都曾在另一时刻受到他的指责。这样一个人选，为众多政治势力所不放心、不信任，也在情理中。 　　埃尔丁是穆巴拉克时代一名著名投资经理，是中左翼温和派领导人，同样是“救亡阵线”成员，其代表性甚至还不如巴拉迪，巴拉迪提名行不通，埃尔丁就更不行。 　　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巴拉迪、埃尔丁得票率都在前五名之外，可谓名落孙山。这样的人选，固然可以满足国际社会“文人政府”、“还政于民”的需要，也容易获得同情和认可，却缺乏国内的高认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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