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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对谈秦辉:还原历史的真实图景 | |
http://www.CRNTT.com 2013-05-02 11:24:33 |
没有两极分化的转型 傅高义:我想讲一下邓在摆脱“文革”上的责任。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当时的情况和美国内战后很像。邓小平所做的就是尽量避免两极分化,他不因为毛的历史问题对他进行批判,并且上升到“可以批评毛,但他依然是伟大的”这样一种高度。他把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一个不再搞阶级斗争的党。比如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说:已经建国28年了,我们没有必要再考虑阶级的问题,已经没有地主和资本家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让这些普通人去参加考试而后择优录取。就这样,邓小平并没有完全否定毛泽东推进革命的做法,只是说:时代变了,我们应该采取另外一种做法了。我觉得邓小平做得最好的事就是在“文革”后,没有让社会格局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实现了转变,这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但是您在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比我更详细。 有些资料说明,毛泽东总在猜疑别人会攫取他的权力,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毛和邓1970年代以及毛泽东生命中最后10年的关系,毛泽东死后发生的那些事就显而易见了。毛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都用来试图阻止自己去世后发生的这些事。我觉得他应该能非常清楚地预见到自己死后邓小平和刘少奇会做什么,在大跃进后期他就应该已经明白自己成了少数派,综上所述,毛其实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反对他的人也要依赖他所取得的成就。 秦辉:我刚才的话并没有贬低谁的意思,毛也好,邓也好,我只是想讲述这些事情的另外一面。刚才我说了,中国的事很有意思,邓几乎给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却仍然说反右是对的;毛几乎把所有的“造反派”都收拾了,却仍然说“造反派”是伟大的。留到邓时代的“造反派”已经是少数,并且都是以镇压其他“造反派”作为自己的“投名状”。熟悉上海“文革”史的人都知道,王洪文不是在一月以前的造反中最活跃的,而他后来被选中是因为镇压上海“造反派”。绝大部分“造反派”在毛时期就被镇压了。当然,我绝没有为“造反派”邀功买好的意思,他们的思想当然还是很左的。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纠正了很多冤假错案,其中很多是为在毛泽东时代被镇压的“造反派”平反,尽管邓在理论上把“造反”当作“文革”最重要的罪行加以否定。这其中有很多不仅被平反,还有被作为烈士褒奖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文革”时期被当权派镇压的“造反派”。他们的背景都不一样。张志新是为反对整刘少奇而被杀的,用那时的话说是“保皇派”,但其他几个都是“造反派”,如遇罗克、李九莲,而且都是在恢复“文革”后秩序时被屠杀的。遇罗克是《中学文革报》的创办人。《中学文革报》本来就是“造反派”报纸,反对“保皇派”的。广西更不用说了,1983—1987年间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处遗”,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主要就是清算以韦国青为首的当权派对广西4.22“造反派”的大屠杀。而这个活动就是在邓小平时代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确要弄清楚从“文革”到改革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面临什么样的底线。当然,我完全理解傅高义先生,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当时的环境下也许也会采取邓小平这样的办法,因为这样有利于政治的连续性。但是这里要说一下,在1980—1981年否定毛的呼声比1956年苏联否定斯大林的呼声强得多。如果说赫鲁晓夫对否定斯大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沿着1977—1978年的路线走下去,否定毛是很容易的,在我刚才讲的“负帕累托改进”背景下,全社会这方面共识是很强的,但是那时却没有做这件事,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还原历史真相变得更遥不可及了。首先因为这30多年,改革中的弊病,尤其是“斯托雷平”式的改革造成的问题很大;第二则是由于我之前所说的“文革”叙事法;第三是因为“文革”中的一辈正在渐渐老去,他们的意识正在被淡忘。这种情况不仅在现在看来非常奇怪,就是邓小平当初恐怕也是始料未及的。我潜意识里有一种想法,也许邓小平是想把这个问题留待后人解决。但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呢?这就需要大家继续思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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