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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文化差异”使唐鹏父母免于起诉

http://www.CRNTT.com   2012-04-23 14:52:09

拿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来说。证人福尔曼警官（Mark Fuhrman），就是因为在法庭作证时，扯了一个中国人看来不值一提的小谎而被判刑。在法庭上，辛普森的辩护律师问福尔曼：“在过去10年之中，你曾使用过‘黑鬼’一词吗？”如果福尔曼承认，那可能因为他的种族主义，导致其证言可信度降低。所以，福尔曼一开头想回避：“就我所记得，没用过。”律师又问：“我换句话说吧，我想让你承认，自1985或1986年以来，或许你曾在某一时刻称呼某位黑人是黑鬼，可能你自己已经忘了吧？”福尔曼答覆：“不，不可能。”律师又追问：“你是否就此宣誓？” 　　如前所述，在宣誓的情况下做伪证，那就是重罪，这根弦在美国人脑子里绷得很紧。最终的结局，辛普森无罪释放，而福尔曼被洛杉矶市地区检察官起诉，他因为伪证罪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狱外监管。 　　很多美国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被判过伪证罪；其他犯罪，还可以钻警方执法程序的漏洞来抗辩，比如警察抓人时没有搜查证；而伪证罪，特别是在法庭宣誓之后做的伪证，众目睽睽，抗辩的理由都找不到。2008年12月，伊利诺伊州前州长布拉戈耶维奇（Rod R. Blagojevich）由于“出售”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空缺的联邦参议员席位被捕，其他罪名还没定，陪审团最先确认的就是他的伪证罪。 　　在中国的司法、社会环境下，撒谎一般不被看成多严重的事。比如，民事审判中，一个证人可能会向原被告双方出具截然相反的两份证据；证人出庭作证，随口撒个小谎也是常态；乃至在法官追问下，推翻前面的说法，一般后果也就是被法官申斥一句。说因为做“伪证”，特别还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就会判刑坐牢，中国人还真没有这根弦。 　　至于中国的强奸案，凶手家属托关系找到受害女子说情，许以重金赔偿，要求向警方改口称当初是“你情我愿”，乃至“生米煮成熟饭”，索性把受害女子娶过门来，也是有的。不少地方司法部门乐见这个结果，甚至有中国的法学家还把这个看作中国的“本土法治资源”呢。 　　唐鹏父母赴美时，可能就怀着这么一种“私了”心理——用钱让受害者改口，想不到人家根本不参与这个游戏。向警察、法庭撒谎，这本身就是犯罪——这种自觉也只能在长期的、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中，才能养成。中国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美国不用担心赔偿金问题 　　有人认为钱不能搞掂刑事受害人，是因为美国刑事赔偿本来就免不了。那么美国的刑事案件被告人，能得到怎么样的赔偿呢？ 　　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采用刑事赔偿令+独立的民事诉讼+刑事和解的多元赔偿模式，能充分保障受害人的利益，所以受害人没必要急于跟凶手协商赔偿。美国的刑事赔偿令制度（restitution order），是“刑民合一”的受害人救济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由法官直接责令罪犯做出赔偿，跟中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相似之处。 　　美国1982年《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Victim Witness ProtectionAct），明确将赔偿作为判决中的独立内容。1996年通过的《强制被害人赔偿法》（Mandatory VictimsRestitution Act）修改了前法的部分内容，将赔偿特定犯罪造成的损害，列为强制义务。政府将对被害人的损害情况作出评估，如果精确的赔偿数额难以认定，法庭将“根据对被害人公平的原则”予以确定。 　　但是，赔偿令范围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mental anguish）。在1991年美国诉哈斯基案（US v.Husky）中，第十一巡回法院就拒绝签发给强奸犯罪的被害人50万美元的天价赔偿令。Husky 在联邦矫正所（Federal Correctional Institute in Talladega），强奸并鸡奸一位女管教。显然受害者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但法院认为精神损害不该属于刑事赔偿令的赔偿范围，但治疗精神创伤的费用是包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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