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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社会管理的未来

http://www.CRNTT.com   2012-01-03 09:39:52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中评社北京1月3日讯／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登载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中国社会管理的未来”，文章认为，社会管理近年来已经提到中国政治的最高议程，去年年终乌坎事件的解决方式也已经给人们一些希望，人们从中可以意识到，第一，政府和人民、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可以是良性的和双赢的；第二，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甚至是政治工程。要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就要对经济、政治和行政等各方面作系统的改革；第三，解放思想最为重要，旧的思维一定要抛弃，社会已经变了，社会治理的思路也一定要改变。一旦解放思想，就有出现很多面向未来的可能性，而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就隐含在这些可能性之中。详论如下： 　　社会管理近年来已经提到中国政治的最高议程。这非常容易理解。在很多年里，主导中国发展的唯一主义就是“GDP主义”，以钱为本，破坏社会。今天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深切感受得到的。社会管理概念的提出，表示国家发展的新方向。至少从两方面来说如此。第一就是要改变从前的做法。这些年来，各级政府对社会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贴疮口贴”的办法，就是在“疮口”上贴上一层又一层的“疮口贴”，而不是动手术来治愈“疮口”。结果里面越来越烂，而外面看来还过得去。另外一种就是“击鼓传花”的做法。有人说，中国各级政府现在是怀里抱着一个定时炸弹，但不是去拆除炸弹，而是努力想把这个炸弹传给另外一个人，从一届政府传给另一届政府。很显然，这两种办法都是毫不负责任的。社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总有一天要爆发出来，早爆发比晚爆发要好。社会管理首先就是要直面现实，承认问题的存在。 　　第二个方面更为重要，就是中国政府已经决心要花最大的力气，不惜一切成本来解决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问题，负起责任来。社会改革这个门槛必须跨过去。如果跨不过去，社会就没有出路。原地踏步，维持现状已经不可能了；要回到过去强权统治的时代也不可能了。但如果跨过去了，中国社会就会有无限的希望，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去年年底在广东发生的乌坎事件和广东领导层处理事件的做法表明这个门槛必须跨过去，并且执政党也有能力跨过这个门槛。在中国，广东具有代表性。广东在改革开放的各个方面先行一步，很多社会问题也率先积累起来，爆发出来。其他省份或迟或早也会这样。现在广东在省最高领导层的关注下，理性地解决了问题。这表明，执政党不是不能解决问题，也不是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和制度背景，是制度不作为，政府不作为的结果。勇于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广东不应当成为一个特例，而应当具有普遍性。如果广东能够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杀出一条血路”，那么其他地方也应当这样。 　　应当指出，在看待乌坎事件上海内外现在存在着两种偏差。一种是微观错误，把其仅仅视为是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腐败问题和处理问题不当所致。结果，往往是开除几个地方官员，找几个“替罪羊”，不了了之。实际上，地方官员，无论是行政当局还是司法系统，都是被制度训练成“如此这般”地解决问题的。在很多场合，他们不是没有其他的思路来解决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而是如果不是按照既定的“程序”来解决问题，就会犯错误。而腐败问题、土地财政等更是中国宏观制度层面的问题。宏观制度不变，地方政府和官员就会继续成为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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