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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改革需要“给力”

http://www.CRNTT.com   2011-02-08 09:19:49

今天中国改革缺乏动力，就是因为既得利益坐大，而中央政府和人民之间又不能互相“给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互相“给力”的结果。在1980年代，当时的执政者“给力”社会和人民，最形象的说法或者政策口号就是“放权让利”。“放权”就是中央政府“给力”于地方政府，政府“给力”于人民；“让利”就是中央政府把利益分给地方政府，政府把利益分给人民。地方和人民被“给力”了，又得到了利益，改革就充满了巨大的动力。如果不“给力”于农民，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会取得成功；同样，如果不“给力”于城市居民和工人，城市改革也难以成功。 　　中国“给力”于社会的第二波，发生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南巡之后，中国发生了一波更大规模的“分权让利”运动。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抓大放小”改革也是“给力”社会的过程。国家在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给力”自己）的同时，把大量中小型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民营化。尽管在民营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之后造就了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大发展。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非国有部门，很快就超越国有部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动力快速衰退，最终发展到目前停滞不前的状态。也就是说，改革不“给力”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也很简单。1990年代后期以来，被“给力”的既不是中央权威，也不是社会，而是既得利益。 　　1994年税制改革是为了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力量，这很有必要。但94体制是否真的“给力”中央政府？这没有明确的答案，需要具体分析。94体制的确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但是并没有“给力”于中央政府二次分配能力。94体制“给力”于中央，使得中央的财政收入在很多年里，每年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加，但同时中国社会的收入分化和财富差异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增加。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在“给力”自己的同时，没有“给力”于社会。除财政外，其它方方面面的改革也有类似的情形。概括地说，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局面是“集权不让利”。这种局面久而久之，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国富民穷”的结局。 　　“集权不让利”在导致“国富民穷”局面的同时，大大“给力”了既得利益集团。1990年代后期以来，既得利益集团力量的壮大之速度是史无前例的。有三个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首先是经济的扩张。不难理解，如果“分权让利”条件下的经济扩张，“给力”的是社会，在“集权不让利”条件的经济扩张，“给力”的自然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在任何社会，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在社会所处的战略地位，其所能分享的经济成果的份额自然也就越大。其次是政府方面缺失有效改革举措。因为既得利益所能分享到的利益份额，本来就要比社会大，为了避免社会和既得利益之间的失衡，政府就要引入有效的改革，来制衡既得利益，把利益导向社会。但政府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其三，更为重要的是两次危机促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更加被“给力”，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两次危机期间，政府为了有效应付危机，通过把大量的国家资源（财政、金融和其它的）导入既得利益群体（如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较之社会，既得利益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希望通过它们来有效抵御危机。 　　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硕大无比。无论是社会还是中央政府，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毫无办法，正在导致诸多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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