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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之子忆父：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

http://www.CRNTT.com   2010-11-30 14:20:54

自始至终不肯原谅父亲的，只有一个人——丁玲。父亲与丁玲是同乡，丁玲早年写过一个《给孩子们》的小说，把我和迈克都写在里面。至少说明那时他们关系很不错。1953年我到北戴河，父亲也在那疗养，丁玲和她女儿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丁玲。我还跑过去问她《给孩子们》不就是写的我们这个，希望从她那里听到当年有意思的事，但她没有理我，让我很失望。 　　父亲也知道他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错误，父亲后来说，他在监狱中9年，想的最多的只是一条：辜负了毛主席。他在狱中通读了马恩列斯毛全集等。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上推，有些错误是毛主席那里来的，也有许多错误是我们自己的。父亲晚年对当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记得张志新的事情出来之后，他很感慨，说：“张志新了不起，她还是位女性，那么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父亲一生是极度崇拜毛泽东的，到了晚年能说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他内心深处，实际上已有所反思。 　　从某种角度，9年的牢狱之灾拯救了父亲的思想，父亲又重新活跃起来，他努力摆脱当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羁绊，发表了许多文艺理论的文章，向着他早年的文艺理论家的身份逐渐靠近。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父亲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异化”理论。但他没有料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学术问题，竟然又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继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那时，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都在显着位置刊登文章，批判他的“异化”理论。父亲又一次被卷入政治风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挣扎中。他曾经不无苦涩地说：我这辈子前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谗言，要打倒我。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还有一次，他曾很有感慨地说：“我若不做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专门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会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从医院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虽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贺，但会场却突然爆发出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1985年1月，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作家们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签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风等运动中挨过整的老同志。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 　　不过，父亲在这一次政治风浪中所承受的压力和不解，远远超于文革时期。他身体每况愈下，反应也渐渐迟钝，给他拍的CT片子一张张放下来，上面显示，他的脑子一点点萎缩掉了，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里，会有蟑螂爬上他的脸，而他也毫无知觉。他身体不好之后，却对我们之间的亲情是一种弥补。我们看护他时，他不断回忆起妈妈的好，说对不起妈妈。不过于我而言，我还尚未来得及感受一位父亲的回归。 　　1989年7月31号，我正在胶东出差，接到电报说父亲去世了，我日夜兼程赶回来。当时报纸上发表了一条特别简短的消息。那段时间我会接到一些电话，认为应该给父亲一个合适的评价。而我和两个弟弟的态度是一致的：将父亲交给历史来评价吧。历史如何评价父亲，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在后来的追悼会上，父亲还是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很多重要领导人悉数出席，邓小平也送了花圈。 　　在我看来，父亲晚年又回归到他早年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现在很多人说“悲剧周扬”，我同意这种说法。他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而他身上悲剧的根源，也许有对领袖的迷信、对文艺界领袖位置的追求，遗憾的是，父亲最终也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在文字上语言上的一个总结。以我的理解，其实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   　　口述：周艾若；整理：李菁；2010-11-25 来源：文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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