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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舍利:千年入世与出世 | |
http://www.CRNTT.com 2010-08-13 13:44:25 |
盛世重光的机会 “佛顶骨舍利在南京请出不是偶然。”南京市社科院院长叶南客如是说,“梁武帝在位期间,甚至四次削发为僧,对佛教尊崇至极。中国历史上近2000年来,南京一直是佛教的传承中心。” 汉传佛教主要有八个大乘宗派和两个小乘宗派,赵朴初曾有言:“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与南京有关。” 叶南客介绍,禅宗初祖达摩“一苇渡江”驻锡浦口定山寺面壁就是在南京,三论宗创立于南京的栖霞寺;天台宗至今视南京的瓦官寺为祖庭;诞生于南京牛首山的牛头宗对禅宗的建立产生过重要影响;律宗中兴于古馨禅师主持的古林寺,古林寺故被称为中国佛教的第一戒坛。 不仅于此,南京还是中国藏圣教圣物最早最多的城市:从三国时期开始,南京先后多次供奉佛舍利,包括佛顶骨、佛牙、佛发等。 “再比如台湾的佛教领袖星云大法师虽是扬州人,他在十多岁时在栖霞寺出家。”叶南客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南京作为佛教中心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认为,南京佛教传入之始即南北兼有,中外互通,且得到统治者高层的宽容和支持,几乎未受到当地的任何抵制,这种态势为后来佛教文化大范围传播奠定了基础。 “中国六大古都唯一在江南的就是南京,其余的都在长江甚至黄河以北。”叶南客解释,兼有龙蟠虎踞之形,作为十朝都会,南京无疑是块风水宝地。 然而,它也有失去护佑的时候。经历太平天国战火,南京佛教文化几乎被摧残殆尽。一直到杨仁山等一干人在金陵恢复佛教文化。 “佛顶骨舍利的出土反证了南京是中国的主要佛教文化中心之一,在证明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京市社科院院长叶南客说,“南京是世界性佛教中心之一,这一条可以是南京城市的定位。” “佛教讲仁爱天下,普度众生,这与南京‘博爱之都’的文化内涵相辅相成。”叶南客说,这对于重振南京文化名城的形象有着比较深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 叶南客说, “南京在历朝历代是移民城市,既有输出也有输入,有极强的包容性。它跟佛教慈悲天下、慈悲为怀也有点内在相通,开放、包容,对外不排斥,对内强调和谐共生。” “南京的寺庙特别多,是因为南京人内心有一种祈和的愿望。”著名作家叶兆言如是说。 在贺云翱看来,南京人个性中深受佛教文化影响。当代有评南京人为“大萝卜”,其实南京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质朴诚信、善良敦厚、平和无争、大度宽容的文化品格,也有千百年佛教文化熏陶的功劳。 “我认为佛顶骨舍利的问世为重新认识和复兴南京的佛教文化地位提供了一次契机。”贺云翱说。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阿育王塔的请出 本次考古发掘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李长春同志亲笔批示:“可喜可贺”。2008年8月下旬,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单霁翔局长先后到南京市博物馆检查指导大报恩寺遗址发掘,以及铁函与阿育王塔的保护工作。 经初步观测,七宝阿育王塔高度近1.2米,内部为木质胎体,外部用银皮蒙覆,表面鎏金,并大量镶嵌水晶、玛瑙、琉璃等多种宝石。该塔由相轮、山花蕉叶和须弥座三大部分组合而成。塔刹有5重相轮,顶部为球形宝珠。四只山花蕉叶分别位于须弥座顶部四角,其内侧分别浮雕了两座佛立像和两座佛坐像。 外侧则浮雕了一组佛祖诞生、苦修、说法、涅,以及降魔显圣等佛传故事。塔刹与四座山花蕉叶之间皆以长链相连,链上悬铃。塔的主体是位于底部的须弥座。须弥座平面为方形。上、下两端的出涩部分皆浮雕一组佛像,姿势各异。 塔身四面中心部分,分别浮雕了 “萨太子饲虎”、“大光明王施首”、“尸毗王救鸽命”和“须大拿王”四幅大型佛祖本生变相。塔座四面的顶部分别刻有“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天下民安”和“风调雨顺”四字吉语。塔座四隅站立大鹏金翅鸟(即天龙八部之中的迦楼罗)。每面的上部和下部分别錾刻铭文,主要记述捐赠施主的身份、姓名,捐赠的数量,以及变相的名称等。 另外在塔刹根部,山花蕉叶内侧,以及塔座顶部平面之上皆有铭文,提供了十分丰富、重要的文字记载。从整体上看,该塔造型高大雄浑,装饰精美,寓意深刻,代表了宋代佛教器物制作的最高水平。 除七宝阿育王塔,在铁函之中还出土了许多其他供奉的物品。在一个丝织小包中还出土了数百枚形如米粒的舍利子,颜色以白色为主,少量为红色和黑色,推测为碑文中所称的“诸圣舍利”之一。摘自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南京大报恩寺考古发掘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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