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人治港 呼唤政治家 | |
http://www.CRNTT.com 2009-08-19 15:45:09 |
回归后成为主要官员的多是旧体制下的政务官，过去只是执行政策，远离决策核心，不很懂政治。从社会进入管治班子的人多来自商界和专业界，也欠缺政治领导的阅历和经验。回归以来特区政府管治出现的问题，有些是因为在“港人治港”条件下行政管理经验不足，也有不少是因为政治领导经验不足。 香港不是政治城市，但香港的确又是一个政治极复杂的地方，管治香港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行政工作。港英时代从伦敦派到香港的总督，一方面负有同中国打交道的政治任务，一方面要维持对香港人的有效统治，两方面均要求管治者有一定的政治经验。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英国改变了以政务官出任港督的惯例，改由外交部派出，就是因为看到管治香港非政治高手不可，而政务官的阅历和经验是难以胜任的。港人熟悉的葛量洪、麦理浩以及末代港督彭定康，个个都是搞政治的行家老手，他们敏锐的政治嗅觉，巧妙利用制衡艺术，缓解社会矛盾的手法，以及主导社会舆论的能力，直到今天仍为政界中人津津乐道。 政经形势复杂 须政治家治港 香港回归的转变是历史性的也是政治性的，由港人组建的管治班子接手管理自己熟悉的香港，面对的却是一系列崭新的课题，首先是“一国”之下两种制度的政治鸿沟，其次是深受西方影响、利益纷陈、政治分化的香港社会，管治难度比港英时期不知要高出多少，难怪很有政治经验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坦言，在香港做特首并非易事，假设他是香港人的话，宁可选择营商也不会从政。单从这一点，无论是前任特首董建华、现任特首曾荫权，还是有意竞逐下任特首的人士，其勇于承担的责任感和知难而上的精神都是值得钦敬。诚如李嘉诚所言，特首一要得到港人信任，二要能够胜任，两者缺一不可。董建华当特首人们说是“商人治港”，曾荫权当特首人们说是“公务员治港”，事实上，纯粹的商人和纯粹的公务员都不可能治理好香港。除了得到港人信任，理想的特首应当是既有丰富行政经验又懂经济的政治家，而特区整个管治班子也要有较高的政治水平。 近代中国出了不少大政治家，被列入二十世纪世界十大政治家的中国人就有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中共老一辈领导人盖棺论定，也有不少获“政治家”称谓，如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彭真、邓颖超、叶剑英、杨尚昆等等。“一国两制”是史无前例的事业，以香港在中国的独特宪制地位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是应当出政治家的。政治家是为一个远大理想和目标奋斗的人，是对国家或民族的命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香港的政治家应当有“一国两制”的坚定信念，有探索实践的创新开拓精神，有高瞻远瞩的胆识和魄力，有驾驭复杂局面的应变能力，有化解各种矛盾的政治智慧和经验，有带领香港全社会建立一番事业的动员力、亲和力、决策力、执行力。 缺乏政治人才 管治难以改善 然而，缺乏政治人才恰恰是香港特区的先天不足，更遑论政治家了。回归后成为主要官员的人多是旧体制下的政务官，过去只是执行政策，远离决策核心，不很懂政治。从社会进入管治班子的人多来自商界和专业界，也欠缺进行政治领导的阅历和经验。回归以来特区政府管治出现的问题，有些是因为在“港人治港”条件下行政管理经验不足，也有不少是因为政治领导经验不足。政治水平不高最通常的表现是缺乏政治敏感和政治判断力，有些问题虽属无心之失，却反映管治者脑子里缺少政治这根弦。决定政策顾此失彼，推销政策手法僵硬，民怨乍起束手无策，突发事件反应不快，需要灵活变通而固守常规，都暴露出管治班子的政治经验不足或缺乏政治智慧。 曾荫权出任特首后提出“强政励治”。“强政”有两方面意涵，一是强化行政主导，二是强化政治领导。在2008至2009年施政报告中，曾荫权谈到行政长官的两种角色——首先是政治领导的角色，其次是行政管理的角色。政治领导包括倡导未来发展目标及维护社会核心价值，同时将这些目标和价值体现在施政纲领、发展策略及公共政策之中。如此看特区政府的责任，就管治者的政治水平提出很高的要求；实行问责制，让主要官员对施政负起政治责任，是强化政治领导功能的必要举措。同时，官员直接面向民众，与立法会、政党及社会各界互动，“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也督促治港班子在工作中不断提高政治水平。曾荫权承认，“在政治角色方面，由于特区政治建制仍在逐步发展完善，扩大政治委任制以及行政长官的管治方式、管治风格，必定有改进的空间”。“一国两制”的实践过程就是造就治港人才的过程，相信香港管治班子在政治上会一天比一天成熟，香港也一定会产生出堪称“政治家”的领袖人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