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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如何避免城市化陷阱？

http://www.CRNTT.com   2013-08-06 08:24:49

为什么要使用权的私有化（或者家庭化）？这个改革需要导引出两个结果，一是通过土地的流转实现土地的集约化，二是通过土地的流转实现农民工的城市居民化。土地如果不能流转，土地的集约化不可能。经验表明，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有利于集约化。尽管大多地方，农村土地使用权是私有化的，但现在使用权的私有化时限过短，农民很难有长远利益的考量。使用权的私有化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是永久的。同样，土地如果不能流转，农民工很难真正城市居民化。很多农民工实际上早已经生活在城市，但因为家乡的一块土地没有流转出去，其很难放弃农民的身份。只有流转出去了，他们才会真正加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不仅如此，土地的流转能够减少农村土地的浪费，满足城市化所需要的土地资源。必须指出的是，土地的流转必须和户口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 　　除了土地和户口制度改革，城市化更要遏制地方政府搞城市行政升级的冲动。不仅不能再继续搞城市行政界别升级，而且要走相反的道路，就是要通过城市行政体制改革，大大缩短城市的行政层级和政府规模。中国传统数千年大多数时候只有三级政府，并且证明三级政府的制度非常有效。城市体制改革应当为努力回归三级政府。例如，可以在前些年“省管县”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地级市和县的平等化。目前的“省管县”制度只表现在经济财政上，但可以发展到包括人事任命的所有方面。如果实现了地级市和县的平等化，就等于少了一级政府。又如可以对计划单列市进行改革，有计划地把它们转型成为直辖市，增加省级单位。 　　城市改革更可以缩短一个城市内部的行政层级。中国大多数城市无论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还是地级市，都存在着三、四级政府。但新加坡、香港等城市只有一级政府，并且这些城市无论从城市建设还是治理，都比中国高效。中国为什么不能在这方面做些改革呢？广东的一些县级市已经取消了乡镇政府，把其转变成为县（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是提供服务的机构。就是说，县级政府已经回归到传统，变成了基层政府。其他地方也可以这么做。 　　同时，城市官僚机构规模也需要大大缩小。党政两套班子的关系需要处理好。广东顺德改革表明，在县这一级，党政合一（或者党政合署办公）是有可能的。此外，几乎现在所有的事业单位包括医院、大学、研究机构等等，都可以转化成为社会组织。广东学新加坡和香港，建设法定机构，就是在努力往这方面发展。实际上，事业单位转化成为法定机构，阻力并不在地方，而在于上级和中央。这些都是城市体制的软件改革，有利于大大减少城市官僚机构，实现城市是市民的城市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是没有城市化。恰恰相反，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相当迅速。城市人口从1999年的约32%左右提高到2011年的51%。这个速度不能说不快。人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城市化简单高扩张阶段已经过去，正如经济的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一样。中国所缺少的是城市精致化。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中国的城市化会继续进行，也必须继续进行，但绝对不是从前那样的以GDP为中心的简单扩张，而是通过城市体制改革的城市精致化。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没有具有实质性的城市体制改革，而是继续搞GDP和简单扩张，城市化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这不仅会促成中国社会过早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会导致长期的社会不稳定，甚至政治不稳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政府顶层设计所必须把握的就是城市化的方向，而绝对不是追求城市化所产生的GDP。GDP必须是城市体制改革的产物，而非党政官员追求的结果。 　　（本文部分内容是作者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北京，2013年6月28日至29日）发言的第二部分） 　　来源：联合早报2013年08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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