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

郑永年：为什么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

http://www.CRNTT.com   2012-01-17 09:51:12

需要确定与执行新改革路线 　　而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执行，正是今天的中国所最需要的。今天，中国在很多方面也面临类似“南巡”前的状况，有一些方面形势则更为严峻。方方面面的改革要不止步不前，要不没有突破口，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在政治层面，无论在党政官员那里，还是在社会群体中，人们对改革缺少有意义的共识。缺少共识是有代价的。在政府层面，人们只知道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能够做什么、如何做。在社会层面，各种具有意识形态化的思潮（大多是进口而来）泛起，不仅没有为人们厘清改革的方向，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困惑。 　　社会改革在政策层面已经进行了多年。如果从十六大确定算起，已经有十来年了。不能说没有做，能做的也做了，就是没有重大的突破。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都是如此。没有突破口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把社会改革提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尽管提出了包括诸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社会改革的目标，但没有把这些整合成为一揽子社会政策，就像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执政党的政治路线一样。在社会政策没有被提高到政治路线的情况下，政策的执行及其力度肯定会出问题。没有改革的共识，哪会有改革的执行力。 　　经济改革方面，也类似于“南巡”前出现的停滞不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等等，所有这些失衡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严重失衡。这一切的核心问题，就是很多年来的国有企业大扩张。1990年代中期，在“抓大放小”策略的引导下，中小型国有企业被民营化或者说中国式的私有化，而大型国有企业一方面得到整合而成为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也收缩战线，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集中在那些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同时，国有企业的改制也比较成功，主要是企业化和法人化。但是，国有企业此后在改制方面没有进步，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企业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场上的竞争，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而垄断市场。再者，企业发展已经走偏了方向。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战略领域，而扩张到原来民营企业的领域，造成“国进民退”的现象。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华尔街”问题，大而不能倒，挟持政府的经济政策。我一直强调，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两个极端的模式，美国是“（市）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而中国是“（政）府内市场”(market in state)，就是说，美国的政府是必须服从市场原则的，而中国的市场必须服从政府原则的。在美国，如果市场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失去对市场的规制，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相反，在中国，如果政府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市场完全被政府所控制，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如果美国的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危机必然出在国有企业。 　　政治改革方面又怎样呢？今天的情形和上世纪80年代的也极为类似。简单地说就是，政治理想主义又回来了。80年代被视为是中国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代。对很多人来说，理想主义就是抛弃苏联式的极左思潮和贫穷社会主义，转而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当时的理想社会表现为两句口号，即“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所以，80年代表现为（西方）自由主义成为主导或者主流话语。当然，在这个自由主义话语体系里面，官方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层面的自由主义，而民间和一部分改革派官员中间，政治自由主义也拥有相当的市场。 　　这种理想主义维持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前面讨论过，在苏联东欧事件发生之后，邓小平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判断，即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苏东领导集团不能进行有效的经济改革，不能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结果导致了人民的不满和执政党合法性的衰退。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