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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亿日元对华“赔款”给了谁

http://www.CRNTT.com   2011-10-22 11:41:06

引入红十字会及“基金运营委员会”控制财务 　　花冈和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专门应运而生了一个民间机构——基金运营委员会。纵观国际赔偿案例，都不曾有此种模式。而是采取实名领取赔偿金，支付了诉讼费及律师费后，事情完结，不再留下一个旷日持久的“运营委员会”或“基金会”组织。  　　而花冈和解不但专门产生机构，还引入了半官方机构，并且由它们控制财务大权。 　 　　“花冈模式”成为日本企业对付中国民间诉讼的法宝 　　日本司法制度受英美法系影响较深，司法机构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遵循参考之前的判例。在花冈和解之后，我们可以在之后的许多民间对日索赔事件中看到它的影子： 　　诸如在“大江山和解”中，被告企业没有承认事实和谢罪，甚至连道义上的反省都没有。 　　而在“安野和解”的协议中，写有“放弃在日本国内以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所有请求权”。 　　此外，自2000年起，中国劳工索赔史上共有4次和解，日本企业总共赔偿近9亿日元(约6300万元人民币)，却分别由中国红十字会、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日本自由人权协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等机构负责管理发放，此模式也自花冈为始。 　 5亿日元背后的阴影    　　红十字会本就不应参与到“花冈模式”中 　　作为当年被日方“力邀”介入到花冈和解当中的中国红十字会，实际上把自己陷入了一个困局当中。 　　首先，红会作为花冈和解当中的“利害关系人”就很蹊跷。日本人田中宏谈及此事时只是讲“红会曾经促进过两国民间交流”，而日本辩护律师团表示“考虑到对其他被害者进行调查、确认的必要性由中国红十字会等中国方面的组织参与是合理的。” 　　但这些原因都不能解释为何要选红会来当“利害关系人”。更何况，日本律师团拿到原告劳工们的“全权委托书”之前，只是轻描淡写说了几句，根本不提及和解协议内容，劳工们出于感激就签了。日本律师团却反过头来说“原告同意红会介入”。 　　此外，作为被信托的一方，红会应该了解协议上“如果有别人再告，红会及原告有责任进行解决”的内容。作为法律地位平等的两个单元，红会要如何“解决”其他劳工的再次上诉？ 　　再次，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红会难道不知道日方“不承认有法律责任”的表态？难道不怕会被舆论质疑“丧权辱国”？ 　　而且作为被信托者，红会在发放“善款”的时候，还需要向劳工讲述“以后不准上诉”的内容，并取得书面材料。实际上，红会已经在错误的法律途径上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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