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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陌生的邻居(下)

http://www.CRNTT.com   2011-07-03 09:51:36

中印交流的样本 　　文/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印度 　　1 　　公元399年，已近花甲之年的法显决定去印度求法。他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度越新疆境内的沙漠，逾帕米尔高原，经巴基斯坦进阿富汗，然后东入印度。 　　在尼泊尔南部至恒河下游的佛教中心地带，法显学习梵书梵语3年，抄写经律。然后他沿恒河而下，到达加尔各答，扬帆渡海至狮子国今天的斯里兰卡。法显在那里学习两年，乘船经苏门答腊和爪哇北上。等他终于回到东晋的国都建康时，已是公元413年。 　　法显的经历至今还有迹可循。在《佛国记》一书中，法显以朴素的笔触记录了一路上的见闻。 　　他是中印文化互动的先驱者。从西汉末年开始，印度的僧侣和知识分子便来华传译经籍。到了曹魏末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西行求法运动。这一风潮绵延数百年，曾经蔚为大观。在公元第一千纪的大多数时间及其后的悠长岁月中，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知识联系在两国历史上都是重要的。 　　印度僧人到达中国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 　　汉明帝在梦中见到佛陀，于是派遣一干人前往印度寻觅。竺法兰与摄摩腾就这样以一匹白马载负大量经卷和舍利到达洛阳，明帝在那里为他们修建了著名的白马寺。 　　从那时起，印度的僧人和学者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数以千记的梵语文献被译成中文，就像我们现在大量翻译西方著作。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宋代。此时，理学终于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而在印度，佛教已经走向衰亡。 　　与印度一样，大批中国学者也在前往印度学习佛教和其他知识，其中很多人客居印度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一游学运动从曹魏末年的朱士行开始，此后见于记载的，西晋有竺法护，东晋初有康法朗、于法兰，东晋中期以后有竺佛念、慧常、进行、慧辩等人。他们都是法显的先驱，但成就和声名都不及法显。陆去海还，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以归，法显仍然算得上是第一人。 　　在《佛国记》的跋文里，法显曾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 　　由此可见，这样的游学最初兼具探险的性质。如果不是有坚韧的意志和对文化交流的强烈渴望，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留学生当属玄奘大师。他的境遇比几百年前的法显要好一些。虽然他从长安启程时和法显一样只是一名普通僧人，但不久他就结识了高昌王鞠文泰，约为兄弟。 　　玄奘在印度游历长达16年之久，其中包括近十年在那烂陀大学的留学岁月。那烂陀大学堪比现在的哈佛、剑桥，是当时最重要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据载，那烂陀专门派出200名僧众迎接玄奘入校。 　　玄奘来印度的最重要目的是学习《瑜伽师地论》，他拜戒贤长老为师。玄奘很快以惊人的天赋和学识脱颖而出，跻身于那烂陀十大法师之列。之后，他遍访印度的重要知识分子，成为大乘佛教的集大成者。玄奘还会见了北印度信奉佛教的皇帝戒日王，戒日王为他设立法会，邀请各地外道前来辩论，结果十天之内无人可以战胜玄奘，玄奘声名大噪，被印度的知识分子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 　　印度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文化史专家Rana P.B.Singh告诉本刊记者，玄奘至今仍是印度人最熟悉的中国人。他把他的著作《佛陀走过的地方》也献给这位伟大的中国学者。 　　这一方面固然说明，玄奘在中印交往上的巨大成就，以及这种交往所达到的深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这之后的岁月里，中印交往出现了某种“短路”，以至玄奘的成就至今无法被后人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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