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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旭东：“官二代”撞人案的符号意义

http://www.CRNTT.com   2010-11-04 08:59:44

河北大学卷入事件，不止是因为它是事件的发生地点，而且因为媒体纷传它对目击者发出封口令。河北大学面对“负面信息”的做法极为寻常，这是一定的。一所大学，也会如此有失风范，令人失望，但作为一个单位，又哪里不是如此，换一所大学，难道会有所不同吗？ 　　某种程度上，在封口令中能看到的是一种寻常管治行为，与管治之下人们一般性的恐惧。有负面信息就要封口，这是一般性的管治办法；下封口令就会起作用，则基于受众一般性的恐惧。目击者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词，这是义务。目击者向媒体披露事实，基于良心。 　　河北大学即使下封口令，还可能有多种考虑，而未必一定是为肇事者开脱，对“我爸是李刚”作呼应，也可能是不想学校陷入案件中，不想案件复杂化，想“维持正常教学秩序”等等。学校可以管理校园内的行为，目击者可以基于良心的原则而抗辩，也可以基于良心的原则而在校外接受采访，校方若有报复行为，公众舆论将剧烈反应。然而，这些没有发生，发生的是一般性的蛮横管治与一般性的恐惧服从。 　　一个官员，因其子的一句“我爸是李刚”而牵连到一个社会事件之中，受到巨细无遗的搜索与审视，一所大学，因其校园发生了一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被人们由此及彼地谈论，都是正常的。因此，人们举报李刚有五处房产，检举河北大学校长涉嫌抄袭，都不应视为对他们应对“我爸是李刚”事件不当的报复性行为。无论他们如何应对，无阻于事件发生后人们对其所有不端行为的发掘。他们必然受到全面的检视，这不是他们积极、正确的危机公关可以替代，可以收买的。 　　官员和权力必须正确应对社会呼声，这不是因为“李刚和河北大学应对不当，后果严重”，而是基于公民和社会应有的权利。否则，我们就会陷入这样的怪圈：那些成功的应对获得了赞美，一时的权宜之计令作恶者逃脱真正的惩罚。长此以往，社会将一次次丧失制度改进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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