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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配当大学校长的人出局22年

http://www.CRNTT.com   2010-06-24 12:34:32

一代学人的幸运 　　“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学的目的是人类最高的理想：追求真理。哈佛大学的校训大家都知道，‘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我记得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与光明’，都是讲的这个问题。这无疑是人类最高也是最美好的理想。”多年后，刘道玉对大学精神的理解仍无半点动摇，这是他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出发点。 　　当年石破天惊的种种革新，使武汉大学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校园：学分制主辅修制使学生可以自主形成知识结构；转学制让学生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专业；插班生制、贷学金制为学生的学习广开“方便法门”；取消政治辅导员职务，开设导师制和学术假制则使得教师队伍形成学术至上的作风。 　　原为武大教师的陈加宽现在是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他说：“解放前的校长我最崇拜的是蔡元培和竺可桢，解放后的是匡亚明和刘道玉。”他撰文称：“刘校长的气节已经影响了一代武大人。” 　　当48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时，刘道玉传奇人生的序幕刚刚拉开。而在此之前他的种种“功勋”，似乎都是为了他“平步青云”于这个位置做铺垫：留校任教后于1961年赴苏联留学，因中苏关系恶化回国后成为“反修战士”典型；1977年被借调到教育部任高等教育司司长；此后，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筹备会议中，他起了很大的策划和推动作用。刘常对学生讲：“你们虽然不能改变保守的教育制度，但是你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设计者和实践者，路要靠自己走。” 　　在刘道玉的求学阶段，他一心想成为一名化学家、发明家，诺贝尔是他的偶像。而当他服从组织安排，成为一名大学管理者之后，他享受到另外一种乐趣：“培养出让自己尊敬的学生而骄傲。”珞珈山下、东湖水畔，刘道玉送走了8届近2万名当时的天之骄子。 　　从改革者到批判者 　　“不客气说，80年代任职大学校长的人当中，没有谁像我一样呼吁教育改革了，也没有谁对中国的教育理解更深刻了。”刘道玉说到激动处，声音提高了许多，双手大幅摊开，碰到了茶几上的保温杯，又被他敏捷地接住。“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现在体会到了。我现在写东西思考问题，都是从心所欲。” 　　对于他1988年突遭罢免，离开武大校长一职，外界有很多说法。所有说法都集中于两个：一是他与教育部里不和，二是他与省里不和。 　　“不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在作怪。在刘道玉的少年时代，老师指出他的缺点是“个性强、自负、爱表现”。但刘道玉不认为这是缺点：个性强比没有个性要好，自负比自卑和自责要好，爱表现比不表现和无所作为要好。更重要的是，在几十年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刘道玉找到了“士”这种品格。“我记得王国维1927年6月2号早上，到别人家里借了两块钱，坐人力车到了昆明湖，穷到那个地步，后来自杀了。他的墓志铭我不全记得，但是有两句话：独立其精神，自由其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市侩学者的区别，一个真正的追求美的学者和一个追求金钱的学者的区别。” 　　正是在这种品格的激励下，刘道玉未将大学校长当“官”来看，他也拒绝了去教育部当“京官”。但最后，学术逻辑还是输给了官场逻辑。他的学生们说：“我们是刘校长招进来的，但毕业证书上的校长却是另外的名字。” 　　官场逻辑的胜利，使刘道玉伤透了心。他拒绝了许多所大学出任校长的邀请，原因很简单，他还必然处在体制内的领导之下。这也是他人生认识上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之前我还有愚忠的、作为工具的一面的话，之后我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武大的蔡元培”猝然谢幕。这位从不以权谋私的校长既不是博导，也没有任何“自留地”。在缺少科研经费，没有人援手的情况下，刘道玉写出了振聋发聩的一系列深刻剖析高校教育的文章。“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而他更是用创造之理念重新书写大学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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