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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共克时艰 民意不可违

http://www.CRNTT.com   2009-03-01 11:02:56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60年历史的执政党,面对当前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这样沉重的责任感、使命感可以理解,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本来我国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文章说:“今天中国拥有了像样的基础设施、令人称赞的建筑和过大的工业基础。所缺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足够的个人消费。要扭转这种局面,中国需要加强其人民对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使个人收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应地提高。” 

  目前关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者和媒体,都对这样一个现象表示深深的疑虑,这就是广义的“国进民退”现象。改革之初,邓小平等人深感几十年极“左”政治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和社会(包括思想文化)两方面大胆放开严格管制,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允许城镇居民自谋职业、第二职业,推行国有和集体企业承包制,发展非公经济;鼓励港资、台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允许中国公民为非境内资本企业打工。整个80年代改革,中国社会财富的涌流和物质的繁华,以民富为本,以“民富”实现“国强”。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拐点,在经济上出现了让“不法”个体户“倾家荡产”的政策宣示,在社会管理上“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取代了“再也不能发生文革”的忧思。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在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下,经济政策向国有企业大幅度倾斜,非公经济虽在继续发展,但得到更多发展机会的不再是像80年代年广九那样的平民百姓,而是有着浓厚官场背景、擅长官商勾兑的企业管理者。 

  为了进一步看清这个问题,我想摘录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引述的两组数据:据清华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发现,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此后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的研究指出: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从90年代初以后,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到了2007年,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1/4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倍。 

  这些数据揭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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