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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大咖讲书：田飞龙论香港之变

http://www.CRNTT.com   2021-08-17 00:02:16

从2014年到2021年的7年的时光里，我一直在研究“一国两制”，该主题占用了我近一半的学术精力。7年的时光倏忽而过，我自己也从青年人变成了一个接近中年的年纪。从30而立到40不惑，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其实是自己对“一国两制”和香港问题认识、理解与系统表达越来越成熟的一个时期。我有上述的一些心得刚好在这里和大家预作分享，这些都是我觉得作为我这两本书导读的一个必要的背景。因为任何一部学术作品一旦进入社会，虽然有独立的生命，但是阅读它还是要对作者本身的生活和知识的背景语境有所了解。这就像我们解释法律规范一样，条文虽然固定在那儿，每个人都可以去读，但是对条文立法制定的过程不了解，也会对法律的要义失之交臂。 　　“一国两制”，它首先是一个宪法课题，原因是什么？它是要解决香港和平回归的问题，它要解决香港和平回归之后到底用一套什么样的制度去治理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1983年4月，中央内部通过了“一国两制”十二方针的时候，每一条其实都具有宪法学和宪法制度的意义，后来是被英国接受写进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第三条。然后再经过5年多的立法，在1990年写进了《香港基本法》。所以“一国两制”首先是一个宪法课题，这就能理解为什么研究香港问题和“一国两制”问题的多数人是宪法学者。第二就是“一国两制”也是个文化课题。我刚才讲过了，“一国两制”内部有非常强烈的被掩盖但终于还是凸显出来的文明冲突的张力。文明冲突这个课题在“一国两制”的下半场会更加显着，也更加激烈。“一国两制”还是一个世界体系的课题，它是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在地缘政治当中不断突围，以及更完整地维护自己主权秩序与发展利益的一个战略性制度过程。香港恰恰是这些维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实践点。 　　“一国两制”还是和平统一与国家现代化的有机结合。本来港澳问题是可以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的，直接进行军事占领，理直气壮地宣布收回被侵占的领土，这个在执行能力上是没有问题的。1949年人民解放军屯兵深圳河边的时候，是有军事实力的，英军是绝对挡不住的。但是毛主席做出决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他实际上是不仅仅从一个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角度，更是看到了国家现代化的最大利益。所以“一国两制”是一个从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就在构思的一个大战略，是包含着民族复兴和走向世界的一个大战略。今天，这个建国时段的现代化大战略还要继续执行下去，这才是“不忘初心”。 　　“一国两制”内部有一个不变的国家理性，这个国家理性是理解和测试“一国两制”怎么调整以及走不走得下去的黄金法则。这个是我自己概括出来，规范性表述是国家对地方的高度自治的授权与地方对国家的持续有用性的理性结合。我在香港总会有一些场合遇到香港朋友问我，他说当有一天香港对国家没什么用了，或者说香港人老珠黄了，这个时候国家是否还会继续维持“一国两制”？我说当那天到来的时候，香港人会怎么好意思向国家继续开口要求“一国两制”呢？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国家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授权是有一个理性对价的，这个对价就是香港对国家持续有用。这个是立法当中的功利主义，毋庸讳言。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科学的国家理由才能够说服内地人——比如说我是一个江苏人——坦然、安然地接受香港享有非常高度自治的地位，而不去嫉妒和怨恨，因为这是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理性制度安排。我们还能从这种特殊地位当中理解到国家的良苦用心，理解到对香港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安排，是对国家整体发展有利。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中国之大，其他地方的人民为什么要同意“一国两制”的安排？所以“一国两制”内部这样一种不变的国家理性，其实港澳以及将来的台湾社会要深切理解。所以他们要动态地去求解：怎么样才能对国家的发展做出新的独特的贡献，怎么样利用已有的优势为其他地方的发展带来福音，带来有利的条件，而不是造成政治负担，造成拖累，那样的话其实就背叛了”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这一点必须要说清楚，不能稀里糊涂。 　　香港很多反对派，还有外部势力都认为，香港无论怎么乱，中央都不敢去直接介入，他们完全无法理解中央怎么敢下这么大的决心去改造香港制度，因为他们自认为抓住了中央的两个命门：第一，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意义重大，所以中央投鼠忌器，不敢去直接的介入；第二，香港反对派背后有美国的支持，中国一定是怕美国的，只有美国制裁，中国肯定投降。可是他们其实忘记了，中国从1949年立国开始的立国精神里就有一种为了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顾一切的决绝和果断。我每每遇到这样一些疑问讨论的机会，都会向外媒记者及香港朋友推荐去看一部今年热播的电视剧，叫《跨过鸭绿江》，据说在《觉醒年代“之后也登录香港电视台了。因为如果看不懂它，你就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和政治意志何在，这一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决定性力量。从修例风波开始，在修例风波进行到不可收拾之际，我们会发现修例风波证伪了我们关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里面所有的乐观主义的假设：我们假设香港法治是有权威的，可是香港司法在这一场风波里面完全无所作为；我们假定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是规范、高效、廉洁的，并且是有能力处理大多数问题的，可是公务员里面相当一部分人还参加了这一场风波，扮演了反角。香港立法会就更别说了，立法会本身被砸个稀巴烂，中央驻港机构如中联办也遭到暴力攻击，宪法与基本法的权威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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