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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两岸青年交流：效用、限度与超越

http://www.CRNTT.com   2017-11-10 00:18:32

作为族群边界论的代表者，1969年，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ck Barth）主编出版了《族群和边界》一书。在书中，巴斯把族群互动作为讨论的中心。他认为，形成族群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不是语言、文化、血统等。稳定的族群边界是社会的或者是政治的边界，而文化边界则可能变化多端。分类体系对于建构和保持族群边界至关重要。④在台湾，对两蒋时期的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来说，两岸虽然属于分裂状态，但同属一个国家的意识无疑是明确的。然而，李、扁时期，台湾当局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不遗余力地推行各种“去中国化”政策，从客观实在的政治建构到主观的心灵上重新塑造了台湾民众基于“台湾主体”的政治和文化认同，从而对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施加了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台独”政治精英通过政治和社会建构，有计划地改变了台湾人民心中的中国形象，透过民主化来带动本土化，逐步改变“中国”一词，使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成为打压台湾、欺侮台湾，以及落后、僵化、不民主、不进步的“敌人”，从而在岛内逐步建立起“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对立，将“台湾认同”等同于“国家认同”，将大陆视为“外国”。台湾民众以此进行社会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与大陆的互动。 　　在各种政治社会化途径的熏陶下，绝大多数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已经与他们上一代有了明显的代沟，他们普遍认为台湾不属于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也较少对两岸最终走向统一持肯定立场。许多台湾青年对台湾发展成就存在强烈的自豪感，它既来自台湾“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发展水准，也来自台湾的民主体制构建。他们虽然对台湾当前的经济状况和民主乱象有所不满，但在与大陆的对比中仍会油然而生一种优越感，对大陆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软权力”的不认可，使得他们往往会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产生心理上的抗拒。 　　相对有形的边界而言，无形边界的影响更为深远，而基于这种社会分类方式而形成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们难以认同“中国”的心理边界。对部分台湾青年来说，他们或许不反对与大陆交流来往，但这种交流显然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交流不能导向“一个中国”、导向统一，“太阳花学运”的发生即是最好的例证。正是这种将两岸定性为异己关系的“台湾主体性”的高涨，赋予了“太阳花学运”巨大能量，从而使掩盖在两岸经济联系紧密、人员往来频繁、文化交流热络等表像下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因此，两岸间持续扩大的青年交流并没有扭转台湾青年对大陆政治疏离的走势，台湾人认同反而持续上扬，显示既有两岸交流短时期内对台湾青年认同影响有限。耿曙等通过深度访谈并搭配以问卷分析，对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青年群体的认同转变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后指出：两岸青年交流规模日益扩大，对参与其中的台湾青年而言，参加大陆组织的交流参访活动后，虽然台湾青年对大陆既有的刻板印象会产生相当显着的变化，但若触及深层的身份认同及统独立场时，交流互动并无法发挥撼动的力量。⑤相关民调资料也佐证了这一论点。2016年3月《联合报》调查显示，有七成三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其中20岁到29岁年轻族群自认是台湾人的比率最高，达八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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