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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转型正义必然将台湾推向民粹化

http://www.CRNTT.com   2017-04-08 00:07:06

从来源上，“转型正义”来自于所谓“民主化浪潮”后涌现的欧美国家政治学说与政治实践。尽管对于“转型正义”有着诸多不同的理解，但学术界对于“转型正义”的内涵大体有着如下共识：1、“转型正义”发生的场域，是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即所谓“转型社会”；2、“转型正义”的目的，是为在威权体制下受到迫害的人士，提供矫正、救济与补偿，对威权体制下的政治侵害行为予以清算。“转型正义”在席卷欧亚和拉丁美洲的“民主化浪潮”后，已经成为“转型社会”的标准配置，一些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公权力机构专司“转型正义”事务，如南非和智利都设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一些国际知名基金会和国际组织也在转型正义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为标志，及至1990年5月1日结束“动员戡乱”时期，台湾地区在长达40年的岁月中处于国民党当局的威权统治时期，期间38年又56天处于“戒严”时期。长期的威权统治，使得全台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各种政治势力被压服于威权体制之下。1990年开始的台湾地区“宪政改革”，是对于威权体制的一场反弹与爆发。以“宪政改革”为主要形式，台湾地区在1990年至2000年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了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转型，也成为描述台湾地区在这十年间政治社会变化的标识性概念。 　　台湾地区的“转型”以“民主化”和“本土化”为主要特征。“民主化”是祛除威权体制的目标定位。在威权体制之下，国民党垄断从地方县市到全岛性政权机构的几乎全部政治资源。1954年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作成的“释字第31号解释”，形成“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等民意代表机构任期制名存实亡，使得这种对于政治资源的垄断蔓延至时间维度。对于政治资源的垄断，压制了台湾民众的民主诉求，也加剧了台湾族群结构的分化与裂解。而国民党“外来政党”的形象，使得这种“威权政体”附着上一层“外来政权”的色彩，因而伴随着“民主化”浪潮汹涌而来的，是“本土化”的泛滥。“民主化”和“本土化”并不是并行不悖的两个单轨，而是有着较强的因果联系。 　　1990年开始的台湾地区“宪政改革”也在事实上印证了“民主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强联系。结束威权政体的标志——“万年国大”，就必须解构“万年国大”存在的认知基础，即“一个中国”的事实和“反攻大陆”的幻象。只有解构了“一个中国”并戳破“反攻大陆”的肥皂泡，“万年国大”的存续才无合理性和正当性可言。因此，“本土化”成为追求“民主化”的一种手段，“台独”有着明显的“民主独立”色彩。然而，并不能因此认为“本土化”被动地附随着“民主化”。台湾地区的“转型”虽以“民主化”为动力，却以“本土化”充任着“正义”的光环。“万年国大”的结束、“中央”民意机构的代表和领导人改在台湾地区选举产生、“五权宪法”色彩浓郁的“考试院”和“监察院”被虚级化、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以“原住民”形式“入宪”、“国民大会”由虚变废、“公民投票”制度释出、台湾省级建制“精到废”……凡此种种，以民主“转型”为名，本土“正义”充斥着台湾地区的政治体制，一部徒具“中华民国宪法”形骸的台湾“宪法”已经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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