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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化解地方隐性负债风险

http://www.CRNTT.com   2014-10-15 09:29:29

隐性债务风险较大 　　文章指出，在公共部门债务中，各方最为关注的是地方政府性债务这个部分。2009年后，正式的“地方债”在中国已登堂入室（尽管还附带有中央政府“代理还本付息”这种隐性担保）。从2009年起，前三年每年发行量达2000亿元，后两年分别高达2500亿元和3500亿元，但这只是地方债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地方负债是以隐性举借的方式，在各地方政府操纵下借助地方融资平台等机制形成。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负债产生于经济社会转轨的背景之下，由来已久、为数巨大，近些年在政策扩张期又迅速扩大了规模。从增长幅度看，由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客观需要，地方政府负债于1998年和2009年两次出现大幅上升，年均增速分别由1997年24.8%提升至1998年48.2%，由2008年23.5%骤升至2009年61.9%。 　　与地方隐性债相比，审计之内的正式“地方债”只占很低比重。眼下，全国7000余家融资平台债务正构成大量地方隐性债务风险。 　　隐性债务主要弊端在于不透明、不规范，以潜规则强制替代明规则的方式运行，不利于防范风险。现阶段，上述弊端已成为隐性债务的最大风险。原因在于，在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虽然地方债曾在多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地方税体系贡献不足的空间，但以隐性方式出笼，势必带来风险防范机制的不到位和资金使用低效等问题。一旦风险聚集越过临界点，威胁到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安全，则只能以“灭火”的应急方式去平息事态，结果将对政府公信力造成极大损害，并可能需要以极大的代价来换取社会常态的恢复。 　　这部分负债的成因，一方面是由于省以下分税制不到位，地方税体系迟迟未成型，地方收入紧张；一方面源于转轨与发展进程不断强化地方“有偿”筹资和政策融资的现实需要，但制度建设在混沌状态中未得到规范推进，“潜规则”强制替代“明规则”来形成融资。并且，有形和无形并存的GDP考核压力，也生发了地方短期行为的动因，加大了隐性举债的力度。中央部门、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达标”要求所形成的压力，也是促使地方隐性债增加的力量之一。 　　“开前门”与“关后门” 　　文章认为，对于化解政府隐性风险，应该提倡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并且“以治本为上”的思路，注重在深化改革中推进制度建设，有堵有疏、疏堵结合。《意见》的有效落实，也要求把短期应对措施和中长期制度体系建设结合起来。从中长期来看，还是应援引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的古老智慧，在“治存量”的同时“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发展规范化、有利于风险防范的“阳光融资”式地方举债机制，以有效制度供给，在政府债务融资领域兴利除弊，服务于全局的发展和配套改革。 　　具体来说，应在财政体制扁平化前提下以“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外加“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转移支付”为原则推进配套改革，因势利导，防范风险，着眼全局统筹发展、实现制度创新与配套，渐进走向全面的“阳光融资”。此外，应区分两大类管理地方债务，即一般债务（地方公债，不与具体项目挂钩）；专项债务（市政债，对应、挂钩于具体项目），积极合理细化各自的管理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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