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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对决臣民：甲午背后的国民性格之战

http://www.CRNTT.com   2014-07-26 10:41:14

资料图：甲午战争黄海大战中的日本舰队 　　中评社北京7月26日讯／1895年1月23日，威海卫。北洋水师覆灭之际，日本主将伊东佑亨写信给提督丁汝昌，信中写道：“……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当局者常迷，旁观者恒清。甲午乃新旧两个时代国家之较量，败局亦是定数。而国家之新，首为国民自我意识之新，国之经济、教育。社会，对国民性之塑造至关重要。甲午年，我们试图从国民与臣民之间的时代之争，去重新梳理一百二十年前的这场烽烟，诚如梁启超所言“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    甲午争锋：日本国民打败大清臣民  　　　在我们国家古代历史上，对国民的称呼主要有“臣民”、“子民”、“庶民”等。在古代，“臣”和 “君”相对，臣民就意味着地位低下者、被动的服从者、受统治者，所以有时又被蔑称为“草民”、“蚁民”等。臣民的首要特征是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内化为臣民意识，使臣民们认同这种不平等，安于被压迫的屈辱地位，习惯于单方面的服从和效忠。如果他们成为统治者或在上者，也会同样压迫其它臣民。也就是说，他们或者做奴才，或者做主子，但不会做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  　　对于臣民而言，国家权力表现为外在权力。第一，国家权力不属于他们，对国家事务他们无权参与；第二，国家权力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利益，他们总是牺牲者、被压迫者、被剥夺者。因此，臣民对国家必然是疏远、冷漠的心态。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事务，不关心国家的事务；他们只会消极地服从，不会积极地参与。他们没有对国家的义务感，为国家所做的事情只是出于被迫与无奈。鲁迅在《暴君的臣民》一文中也如此说道：“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 。”  　  　　　“国民”恰恰不同，梁启超认为“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 。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梁启超的这段话，是近代最早自觉阐述“国民”概念的文字，它提示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联：国由民而成，国为民所有，国家与国民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相辅相应，不可分离，国事、国法、国利、国患都与民休戚相关。梁启超所阐发的这个概念虽还不够完备和系统，但开始注重国民主体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却已十分明显。有国家就有国民，有国民就有国家，国家与国民是统一的，国权与民权也是对应的。只有实现了民权，在有国难的时候，国民才有义务维护国权。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在一个条件不成熟的国家进行现代化，需要有人灌输，需要跟国民强调他的义务。日本之所以很容易变成一个近代化的国家与日本的高度组织化是密切相关的，日本是被组织的社会，到今天还是这样，这和它传统的社会组织是十分吻合的。日本在组建近代国家的时候，通过两项措施来强化它的近代国家体制。一个是征兵，一个是教育。 1884年日本兵役法改革，日本男人一直到40岁都要服兵役。和强制性的征兵制一样 ，教育也是强制性的，培养出一大批服从纪律的、有牺牲精神的国民。不得不说，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有点过，虽然说强制性的灌输对建立一个近代国家——特别是条件不成熟的国家是必要的，但同时会制造一些盲从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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