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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翰:东亚和解来自建立新秩序 | |
http://www.CRNTT.com 2014-03-02 09:31:47 |
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在冲突后和解,国家之间的和解最能长久且实在,毋宁是将和解与战后秩序重建结合在一起。以欧洲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与欧洲诸国的和解,不在于一开始德国就道歉不已,事实上道歉次数不多,欧洲国家也非要求德国天天道歉,而是将和解与欧洲新秩序结合为一,以建立欧洲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作为和解的努力方向。当然,这个前提是欧洲诸国如法国与英国,在战后可以将其意志施加在战败的德国上,成为战后德国再出发的基准点。 非常可惜的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并没经历这样的过程,一方面当然是前述东亚各国国内状况所致,另一方面东亚各国的领导与精英,对战后秩序与对日本和解问题亦无深究,在无知与懵懂之间处理东亚国际问题。这个问题在蒋介石身上看得最清楚。盟军有数次与蒋介石提起战后越南与琉球接管问题,就算只是讲客套话,如果蒋介石与他的幕僚知道这牵涉到的问题至为重要,国民政府就应顺水推舟,趁势而入,积极在越南与琉球问题上取得发言权,在东亚国际秩序的重建中,取得在中国以外的着力点。 中国再失参与秩序建构的机会 从琉球,中国可以参与重新建立东海秩序,以此作为与日本和解的新基础。从越南,则可以介入南中国海与东南亚脱殖民地的历史进程,恢复历史上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使得越南不成为一个完全的“东南亚”国家,同时为众多的东南亚华人谋取安全保障。当然,不少人会说,国民政府面对共产党的挑战,已经忙不过来,哪有心思力气去管这些域外之事?还有,垂垂欲坠的国民政府,美国根本不会把中国当一回事。 这样的辩护极有道理,但这样的辩护也要同时认识到,现在钓鱼岛的问题悬而未决,除了国共内战以外,更是出于这种对国际事务懵懂糊涂的态度。从道尔的普利兹得奖著作《拥抱战败》(Embracing Defeat)中,可以看到一个战败的日本,如何与美国占领者打交道,唬弄也好,谄媚也好,赖皮也行,使尽五花八门的手段,只为了尽量从美国那里取得好处与妥协,为日本争取最大的利益。 一个虽然西山日下,但仍还是战胜国的国民政府,为何不能如法炮制,更别说战后初期的前两年,国民政府并非已经是内战中四面楚歌的蹩脚政府,还是可以大有作为。所以,总的来说,国民政府的历史见识不够,做事因循苟且,严重缺乏大局观。这个遗憾便造成今日东亚危机的深层结构,一个区域和解与战后秩序极端脱节的东亚。 之后,更由于日本战后重建速度超快,等到韩日、中日外交正常化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已经远远高于中韩两国,使得中韩在1960与1970年代同日本外交正常化时,对历史认知、东亚和解等问题所采取的都是低姿态;一直到了1980年代,才开始针对历史认知、靖国神社等问题,向日本表达不满,但日本的立场始终并没有太大变化。 以靖国神社参拜的问题来说,甲级战犯的确是到了1978年9月17日才迁入靖国神社的,但乙丙级战犯却早在1970年全数移至靖国神社与其他阵亡将士合祀。这些乙丙级战犯更多才是亲手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天皇在1975年11月21日还到过靖国神社秋例大祭参拜,但正常化时的中韩都没吭声,当时到底是无知亦或是忍气吞声呢?还是乙丙级战犯不算是一小撮军国主义份子,而是日本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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