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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市场与政府纠葛史

http://www.CRNTT.com   2013-04-05 10:39:09

凯恩斯主义有顽强的生命力，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迷失了道路”。实际上，这一理论在战后就逐渐暴露出其缺陷。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因陷入越南战争而难以通过增税来获得财政收入，政府不得不依靠增加借债来支付军费。凯恩斯主义者的预期是，这些预算赤字将首先推动充分就业，然后引发通货膨胀。然而事实却是，赤字预算政策并没有推动失业率下降，它只是推高了物价水平。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达到9%，而通胀率则高达13%。这就是著名的“滞胀”的发生，这种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与凯恩斯理论相矛盾。至少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式的财政政策是失效的，其失败的方式与大萧条时期的经验数据是一致的。这是20世纪80年代古典经济学全面回归、由美国引领的全球性大减税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   　　大萧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企业不能生产出足够的产品来维持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失业者则失去购买商品的能力。凯恩斯认为，总需求主要取决于人们的收入水平，但学者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消费行为的研究，发现这一假设是不对的。事实上，人们是根据自己拥有的财富水平来决定应该花多少钱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   　　弗里德曼曾以他的研究成果向人们证明了这个道理：收入的暂时性波动对消费只有次要的影响，真正重要的是“永久性的收入”，即居民的财富。财富才是决定商品和就业数量的关键因素。当财富数值下降并较为长期地保持在低水平上的时候，居民就很可能削减自己的消费，于是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也就下降了。这个判断对于判断一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有着重要影响。2008年以后，凯恩斯的“幽灵”又一次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上空徘徊，许多经济学家仍然相信恢复充分就业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观点引导着各国的各级政府一次次地大量举债，它所带来的高额成本，换来的只是一时的增长，却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或者说，相当于后世的税收都被我们这一代人“预征”了。   　　四   　　话说回来，凯恩斯主义有问题，并不是说古典经济学就十全十美。当离我们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降临的时候，古典经济学家对危机形成的原因和治理之道的解答，看上去是如此无助和无力。   　　麦凯恩在2008年总统大选时说“经济的基本面是健康的”，立即被奥巴马抓住并受到其激烈抨击。麦凯恩所依据的，正是古典经济学的定义。然而他的话音未落，从这一年的秋天开始，经济就开始以令人担忧的速度下滑，并大量流失工作岗位，大批工人失业。实际上，在战后6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有越来越强的趋势，但战后出现的十次经济衰退都没有超过最早的那次大萧条，大多数衰退持续时间都没有超过一年。如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二次大战后，经济波动的程度比战前小了将近4倍，可见，几乎完全忽略成百上千万投资者之共同信心的因素，以及过分相信市场自我修复的功能而排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古典经济学派面对经济领域新问题时所暴露出的缺陷。   　　尽管如此，在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经济这两者中，我们最好还是选择支持前者。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以何种理由，经济自由都比经济被干预要珍贵得多。政治权力不能高于个体自由，以平等的名义也不行。有经济自由才会有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可保证人们之间相互合作，而不必依靠外部强制和命令，由此政治权力的领域便罕见地被市场所挤压，而变得相对狭小。其次，自由市场有把权力分散化的功能，即便出现某种政治集权，也容易将其“解构”而难以在人间兴风作浪。值得庆幸的是，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仍然是挽救人类的强有力的手，其力量还可以抵御来自政府的那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和社会的削弱作用，克服其带来的恶果，只要我们坚持市场经济“100年不动摇”，就能够品尝市场经济之树结下的丰硕果实。于是，100年以后更没有动摇的理由。   　　经验表明，如果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手中，则必然导致专制和暴政。一个一权独大为所欲为的政府，迟早会毁掉自由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繁荣，葬送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弗里德曼夫妇说，“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所预料的要早得多。”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人们也迟早会明白一个有关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最起码的道理：一个被权力过度管制的社会蕴藏着怎样的危险。多少个世纪以来，对于人类最大的威胁并不是通常想象的战争和自然灾害，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人们总是受其所害，却总是不能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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