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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望：1945年国民议员访问延安

http://www.CRNTT.com   2012-12-30 09:39:42

肯谏敢谏，真诚为人 　　黄炎培是真诚的人。与毛泽东的许多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样，对毛的政策并非是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在若干政策上，有些不乏是重大政策，黄是有所保留的。 　　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就向毛提不同见解方面而言，黄堪称是一位肯谏、敢谏的典型。正因为此，在“文革”后的纪念文章中，黄常常被称作共产党人的“诤友”。 　　与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对黄提出的意见，有的听取，有的采纳，有的参考。例如现已披露的黄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名，关于江南文化景观（周庄）的保护等建议，毛都欣然接受。 　　从1949年开始，黄炎培亲笔给毛书信一百零几封。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有时候一个月要写两三封。有的信洋洋几千字，有的信则只有简短的问候。 　　毛亲笔给黄书函60余封。有的信吐露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暄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信函往来中，有政见相同时的拥戴和好评，也有政见不同时的商榷；有一般的友情致意，也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流露；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毛泽东字润之，黄炎培字任之，音相近，只一字之差。因此二人纸笔往来时，黄多称毛为“润之主席”或“毛主席”，而毛称黄为“任之先生”、“任老”或“黄老”或“黄副总理”。应当说，即使到了“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毛与黄无论在相见时，还是书信中都还是以礼相待、客气相往的，多年的交谊还是保持了下来，未受某些政见不一而中止，在那个年代也堪称难能可贵。“文革”中还是学生的我，已然明白毛泽东信函的价值，所以在母亲姚维钧受害致死后，我把它们收藏起来，以后无论下农村、上干校，我都携带在身边，不敢有半点闪失，直至“文革”结束后，呈交给中央有关部门。 　　1965年底，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黄溘然长逝。1965年12月初，恰黄在北京医院弥留之际，他根本已不可能知道毛正在上海召开会议，把忠诚自己多年的罗瑞卿打成“反党”。而对罗，黄是很熟悉的。黄与罗在解放初期，曾就镇反问题数次交谈过，罗也到过黄家，黄几次向人夸赞罗的认真缜密的工作作风。当然这位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已远离了现实政治的老人，对党内斗争知之不详，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华大地上已经和将要发生的悲惨一幕。 　　然而在他尚为清醒之时，只要他认为可行的情况，这位倔强的老人依然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去坚持正义，他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为被打倒的党内老同志李维汉评功摆好，台下人群试图打断他这不合时宜的讲话，但他不为所动，照讲不误。 　　“文革”结束后一些党内健在的老同志，包括五十年代与黄激烈争辩过的人，都曾夸赞过黄的为人。胡耀邦、彭真、邓颖超、陈云先后给黄题字，以纪念这位昔日的老友。江泽民同志也亲笔为黄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题字。 　　至于许多回忆文字中提到的黄向毛催索借去的一位古代书法大家字迹一事，事实上并非是现在传说中的“刚过一周”，而是过了一个月借期有余。即使是这样，在那个皆呼“万岁”、向领袖献上墨宝都不为过的的年代，黄居然在借期过后向毛催索，确实是“不够朋友”，而也确实“够英雄”。然而毛泽东对这位他并不陌生的老友，总算一笑而相容，这也是不很寻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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