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

史海钩沉：孙中山租让满蒙是卖国？

http://www.CRNTT.com   2012-11-25 09:24:38

辛亥后，孙中山为换援助虽仍许诺将满洲特殊权益送给日本，但始终坚持满蒙是中国领土 　　但孙中山狭隘的民族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从革命者变成了执政者，孙中山马上就转变态度，根据国人的要求，提出了“五族共和”的主张，将清朝的领土全盘接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中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同年8月，在谈及外蒙的分裂意向时，孙中山对《大陆报》记者明确说：“小国今日势孤无劲，末便兴兵。满蒙实有不可收拾之势，目下不得不暂待时机。数年之后，兵力充足，领土自可恢复。设此四万万人于数十年后不能恢复领土，则华人无保存国家之资格。余以为恢复己失之领土，而求助于邻判，似不甚可靠。”由此可见，辛亥之后孙中山的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坚持满蒙是中国领土，坚决捍卫中国的领土完整。 　　正是在此背景下，孙中山的对日承诺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不再说给予领土，只说可给予特殊利益或者“管理权”。比如1915-1916年孙中山和上原勇作密谈时说的就是“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与日本”，并说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最是赖”，但与此同时，孙中山明确声明：“东北三省是中国的领土，吾等坚决维护固有的主权，虽寸土亦不容侵略。”同时他于11月16日致电袁世凯，坚决主张对于俄国与外蒙私自签订的《俄蒙条约》“万不可承认，当出以最强硬之抗议”。 　　那么，他一面强调捍卫领土主权的完整，一面又“不惜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求助日本援其革命，这种看似矛盾的抉择该如何理解呢？ 　　孙中山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白手起家搞革命，不得不借助外援 　　孙中山之所以会屡屡有这种想法和言论，原因就在于其是白手起家搞革命，不得不四处筹措推翻清政府的经费和物资，除了四处募捐和到处借款之外，身处海外，他就只有谋求列强援助这一条路可行。而列强为其提供援助当然绝不是因为道义，都是要谋求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而孙中山几乎是身无长物，能用以交换枪支弹药的，就只有许以一部分国家利益。1898年到1923年，孙中山对日求援10多次，交涉对象包括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等，所许诺的条件除满蒙之外，还有商业利益，如1922年2月，为了能给广州政府换取武器，孙中山以两万支长枪、72尊野炮、120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500万日元为条件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此事曾在当时引起了海南岛在内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 　　不但是对日本如此，孙中山为换取援助曾向所有的大国示过好。比如1900-1903年，孙中山会晤了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再如武昌起义之后为了争取各国的支持，孙中山曾特别宣布“清政府在革命前与各国缔结的条约、所借的外债、承认的赔款与让与的权利，民国承认有效，并负责偿还款项。共和国承认满洲政府给予外国人的一切特权和租让权”。这就是白手起家搞革命以及弱国外交的无奈。 　　同时也应注意到，辛亥革命前，许多仁人志士都有过和孙中山相同的想法 　　其实，晚清时期为了解决内忧外患的困扰，很多人都曾想过牺牲领土和主权来换取列强的援助与支持，进而自强自立。比如《马关条约》签订后，一贯以主战着称的张之洞就曾建议说：“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也曾在《报贝元征书》中说：“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由此可知，对当时的人们来说，领土的多寡并不重要，国家如何才能摆脱被欺侮的命运走向富强才是最紧要的问题。为达此目的，手段的选择适当与否倒在其次。当然，张之洞和谭嗣同毕竟还是拥清的，他们绝然不会也不敢提什么出让满洲的，那毕竟是清的“龙兴之地”。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